从全球最宜居城市到小哥谭，墨尔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
图为David Marriner
曾经的辉煌不再
在墨尔本的发展历史中，David Marriner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墨尔本破败、肮脏，被时任州长Jeff Kennett称为“生锈的破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Marriner投入资金，拯救了墨尔本几乎要消亡的剧院文化。
他重建并翻修了Princess Theatre、Forum Theatre和Comedy Theatre，还让关闭25年的Regent Theatre重获新生。
除此之外，他还在当年的City Square上建起了Westin Hotel，让那片曾被毒贩和流浪客占据的地方，焕然一新。
然而，在墨尔本市区生活27年后，Marriner和妻子Elaine却感慨，如今的墨尔本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
“Elizabeth Street与Flinders Street的交口本该是时髦的商业区，现在却脏乱不堪，让人完全没有安全感。”
街头涂鸦、治安恶化、咄咄逼人的流浪汉正在吓退市民和游客。
缺少人群的CBD，反而给了不法分子更大的空间。
甚至有商家不得不摆上大花盆来防止汽车冲撞盗窃。
一位资深警官直言，如今开车进入墨尔本，就像驶进了哥谭市。“我曾经为这座城市自豪，如今却会告诉海外的朋友——别来这里。”
更触目惊心的是，年仅12岁的Chol Achiek 和15岁的Dau Akueng在Cobblebank遭到帮派持砍刀袭击，不幸身亡。
十年前，我们可能会上街游行，要求行动。今天，我们只会摇头叹息。
为什么维州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暴力和恐惧蔓延？为什么商店里要挂上“请别霸凌”的提示牌？
因为每一步，我们都在退让，每一步，我们都选择最容易的办法。
一位知名大律师告诉我，现在的体系已经不适用，我们需要在公共安全和部分公民自由之间做取舍。
2017年，墨尔本还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
那时犯罪率在下降，城市繁荣，充满希望。
到了2020年，疫情让墨尔本成为“全球最封闭的城市”。
我们听话照做，却在过程中对整整一代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孩子们被迫在家上学，而很多父母根本无力辅导，他们因此落下功课。
“点赞”变得比“课程”更重要，社交媒体取代了社交礼仪。
我们原本是个充满进取心的社会：不论出身，只要努力，就会有人给你机会。
如今，一小撮暴力青少年却觉得唯一的成就方式就是把犯罪发到网上，加入帮派。
疫情前，入室抢劫还是大新闻，劫车极其罕见，也没有烟草店被投掷燃烧弹。
但在2019年至2025年间，维州年度犯罪案件增加了10万多起，涉凶杀类案件从161起上升到221起。
还有成千上万的案件根本没人报案，因为受害者对司法体系已经失去了信心。
受害少年的父亲Elbino Akueng在葬礼上痛心疾首：“在过去一个月，我们已经埋葬了四个孩子。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可警方却没有给出答案。”
问题是，警方也没有办法。
2013年，六名非洲裔男子声称自己被墨尔本警员以种族为由反复拦截和搜查，最终警方向他们支付了高额赔偿。
而自2020年以来，维州被刺身亡的25名少年和年轻人中，大约有一半是非洲裔。
我们需要更多的搜查，而不是更少！
批评者说，随机搜查针对的是边缘群体，但事实是，边缘群体正是受害最深的群体。
我们这种“善意的纵容”正在害死他们。
新州、西澳、塔州和昆州都允许警方随机使用金属探测器搜查武器。
唯独维州不允许。
学术界有人质疑这种手段的长期效果，称“强硬打击犯罪的措施可能只能带来短期下降”。
可短期下降不是好事吗？
有人说这类手段会分散人们对“有意义的改变”的注意力。
但我们不能两者兼得吗？而所谓的“有意义的改变”又在哪里？
答案是存在的，只要我们愿意去问对的问题。
就从商店行窃开始吧。
所有大型零售商都报告称，墨尔本是澳洲的“偷窃之都”，零售员工遭遇的无端攻击数以百计。
然而，当Bunnings在维州和新州的63家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时，却被隐私委员会勒令停止。
换句话说，一个私人零售商想通过技术来阻止盗窃和保护员工安全，却被禁止。
因为行窃太猖獗，Bunnings甚至考虑关闭一些门店。
传统的监控系统只是事后记录，而主动识别系统是为了预防。
当我们拒绝采取行动，罪犯就会更大胆、更暴力。偷东西被抓？那就打晕店员再走。
人脸识别算是“极权”吗？在英国可不是。
英国政府正在投入1亿英镑在零售系统中部署人脸识别技术，以打击暴力盗窃。
这些零售系统将接入警方的嫌疑人数据库。一旦连环窃贼被摄像头捕捉到进入商店、商场或零售中心，警报就会响起，保安立刻上前。
“嫌疑人会被告知不受欢迎，且正处于监控之下。在大约90%的案例中，罪犯会在作案前就离开。”
这种系统还能在帮派成员集结前将其驱离购物中心。
年轻人总是要挑战边界。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好人必须勇敢站出来，而不是缩在阴影里，等待成为下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