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上百位中国青年, 她发现寒门难出贵子的真相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 “这个世界上, 最 公平的就是时间 , 每个人每天都拥有 24 个小时。”

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活一团 乱 ,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自律,你 管理时间的 能力出了问题。

你看 谷爱凌。她是世界顶尖滑雪冠军,斯坦福大学超级学霸,时尚界的宠儿, 但 她每天 还能 睡够 10 个小时。

再看看我们自己 。

早晨 6 点起床, 在 地铁上昏昏欲睡;白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工作学习;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做家务、辅导孩子、回工作消息 , 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花 ,却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 。

谷爱凌和普通人的差异, 仅仅 因为时间管理能力 的差距吗?

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许玲玲,在她历时十年的 田野调查 中, 通过访谈上百位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 ——

时间从来就不公平。

那些出生在罗马的人,他们不仅继承了 资产 、 文化、资源 ,更重要的还有 时间。 更多普通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背负着沉重的 “时间债务” , 时间属于家庭、社会、就是不属于自己。

这就是「时间贫困」。

被时间折叠的起跑线

许玲玲的研究起点,源于 自己的一段求学经历。

2012 年,30岁的许玲玲 赴 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

一个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说到年龄时,许玲玲沉默了。

晚上, 一位名叫 K 的医学博士生敲开了她的门,把护照贴到她脸上问:“你看到了,我 才 23 岁,你到底几岁?”

许玲玲 只好 窘迫 地告诉他,自己已经 30 岁了。K 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原来你那么老」,扬长而去。

当时,许玲玲对社会公平的理解还很浅,认为个人的成就,完全来自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所以当她看到自己与同学间的巨大差距时,会觉得羞耻、失败。只能通过不断努力,去弥补跟优秀人之间的距离。

但后来许玲玲了解到, K之所以23岁就读到博士,是因为他 来自医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剑桥校友,他从英国顶尖私立学校毕业,英语是他的母语。

K的人生 顺利得 像一条笔直 的 高速公路,没有任何 障碍物。

而许玲玲呢?她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约 2000 人的贫困村庄。父母从事 贩卖水果的 生意,父亲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进货 , 母亲四五点也要张罗开店。两个人忙到晚上 11 点才能休息。

许玲玲的家乡

即便起早贪黑的工作,家里还是欠下了不少债务。

因此, 许玲玲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而是做 5 年中学英语老师 。 攒钱 帮家里还债,给父母买房 。 直到 30 岁,她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 才敢到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学业 。

反观K,他 不需要为生存发愁 , 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千万像 许玲玲 一样的 普通 孩子,需要花大量时间生存、填坑、还债,然后才能站在 K 一样的 起跑线上。

这就是许玲玲在她的学术著作《时间继承人:时间不平等如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中想要表达的观点:

社会的不平等,通过 “时间资源”的代际传递,悄无声息地完成命运的再分配。

(注:大家可以在B站搜索书名,有一段35分钟的介绍,目前这本书还未在国内出版。)

那些被剥夺了未来的年轻人

十年访谈中,许玲玲发现,所谓 “时间贫穷”,绝不仅仅是指“没时间玩”这么简单。时间贫困的人,是时间的容量和时间的质量上,全方位的匮乏。

第一层, “容量的贫穷”。

许玲玲采访过一位叫 Lawrence 的香港男生。他非常努力,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老师。按理说,他应该 能 过上相对轻松 的生活。

但事实相反,他比任何人都焦虑。除了 繁忙的 全职工作,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批改 学生 作业 、 兼职课外补习上了 。他不敢休息,不敢娱乐 , 更没有时间谈恋爱 。

原来,他 父亲 刚刚退休, 妈妈做清洁工 收入微薄。作为家 中 长子,他不仅要支撑家庭开销,还要供 14 岁的弟弟读书。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供弟弟进大学至少需要 4 年,给父母换一套稍微像样的房子需要 7 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 11 年里, Lawrence 的时间不属于他自己 , 他是一个 “时间负债者”。

他对许玲玲说: “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 24 小时的时间。”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跟个人能力无关,客观存在的 “ 时间 贫穷 ”迫使他 , 不得不 将所有时间投入生存中,没有余力去投资未来。

第二层, “质量 的 贫穷 ”。

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明明坐在沙发上休息,心里却慌得不行?明明在跟朋友聚会,脑海里却有个声音在指责你 “浪费时间”?玩的时候想着工作,闲下来就觉得自己要废了?

这就是 “质量贫穷”。即便你拥有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闲时间,你的内心也被焦虑、愧疚和不安填满,无法真正地享受时间自由。

来自河北农村的女孩梦,给许玲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大一开始,梦的家人就不断找她要钱。为了帮家里还债,还是学生的梦不得不去帮同学写论文,做枪手,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换来了 5000 元报酬。

她把钱全部寄回了家。但 还 远远不够。父亲做小生意被骗了钱,家里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全是催钱。

许玲玲访问她的时候,梦已经博士毕业,在高校任职,她依然会做噩梦。梦里父亲追着她要钱,她在梦里嚎啕大哭,醒来脸上还挂着泪痕。

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梦 不敢停下来,不敢去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情感的负债、心理压力之下,她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用自己的时间。

时间的继承者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那些幸运的 “时间继承者们”。

许玲玲采访过一位叫灵珊的 90 后,她出生在山东一个中产家庭。

灵珊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教育者,女儿出生后就会看各种教育的书学习。灵珊上大学前,父亲就带着她 出国旅游。

最让许玲玲震撼的是,当灵珊大学毕业,面临找工作的压力时,她的父亲没有催促她考公、考编、进大厂。

相反,父亲对她说: “你不急着工作。你可以先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做点自己喜欢的探索。工作可以慢慢找,天高任鸟飞。”

这句话,对于像梦、像 Lawrence 这样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父亲赠予了灵珊最奢侈的礼物 ——试错的时间。

灵珊不喜欢金融实习,觉得没意思。在和室友聊天时,她突然对烹饪感兴趣,于是跑去北美学厨师,进入餐饮行业。后来觉得厨师太累,又转行去学代码,成为了一名程序员。

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温饱之虞,没有来自家庭的催债电话,没有 “一步错、步步错”的恐惧。

她继承了对时间的 “掌控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还有一位叫李的受访者,他的时间配得感也很强。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后来又去奢侈品店做销售。他没有高学历,也没有什么宏大的职业规划,但他过得非常 “松弛”。

为什么?因为他在伦敦拥有一套父母全款购买的房子。

李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工作,仅仅是因为 “喜欢和人聊天”。他不需要为了房租忍受老板的责骂,不需要为了生计在大雨中奔波。他的时间是盈余的,是可以被“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的。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真相:优势阶层的孩子,不仅继承了上一辈积累的物质财富,更继承了 “长期规划”的特权。他们可以花几年时间去间隔年,去探索,去寻找人生使命。

而弱势阶层的孩子,他们的时间颗粒度是被锁死的。他们只能看到今晚吃什么,下个月房租怎么办。

许玲玲书中 有一个比喻:

“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 5 小时就能打百吨鱼;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拼了老命一天也只能打 100 斤。他们都很累,都说自己没时间。但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被偷走的女性时间

在时间的不平等中,还有一个维度往往被忽视,那就是 「 性别 」 。

许玲玲在调研中发现,女性,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女性,往往遭受着双重的 “时间剥削”。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里,常常有一种 “长姐如母”的叙事。许多像梦一样的女孩,作为家里的长姐,从小就被默认为是家庭资源的“供给者”。

即便她们获得了高等教育,拥有了体面的工作,内心依然觉得自己亏欠家庭。她们不仅要给家里寄钱,还要承担巨大的 “情感劳动”。

一位化名沧的博士生,向许玲玲讲述了她的崩溃。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家庭,在备考博士资格考的最关键时期,她怀孕了。

现实没有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她一边要忍受孕期的不适,一边要疯狂啃书备考,一边还要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 ——协调母亲和婆婆来帮忙的签证问题,处理两代人的育儿矛盾。

生产后,她不仅要写论文,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在采访中几度落泪,压力大到让她甚至想过放弃。

而另一位受访者春普,在读博期间流产。学校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支持,导师甚至冷冰冰地问: “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

很显然, 社会的时间架构是以男性为模版设计的。它假设你有一个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贤内助”,假设你不需要为家务琐事分心。

对女性而言,生育、照护、家务,这些无法被量化、不被看见的劳动,侵占了她们原本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用来科研、用来休息的时间。

她们必须把自己练成 “三头六臂”的超人,必须付出更多时间成本,才能勉强站在与男性同样的赛道上。

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严丝合缝的 “时间监狱”里,社会时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催促着你:快点,再快点。

18 岁:你必须考上一所好大学。如果你复读,你就落后了。

22 岁:你必须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你 Gap 一年, HR 会质疑你的履历有空白。

28 岁:你必须结婚。否则你就是“剩女”或“光棍”。

30 岁:你必须买房。

35 岁:这是一道生死线。如果你还没做到管理层,你可能会被裁员;如果你想考公,对不起,超龄了。

许玲玲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

作为结构性矛盾,靠一个人,一群人解决不了时间贫困, “时间监狱”的高墙由所有人共同砌成,而拆除它也需要集体觉醒与行动。

但另一方面,意识到「时间贫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许玲玲强调,这项研究能为跟多人提供一种理解自身处境的新语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赋能。

「当你能命名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弱一点。」

真正的“时间脱贫”,并非要追求极致的闲适,而是赢得对时间的掌控感。有权利决定何时快、何时慢,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内在节奏,活出饱满而独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