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数大幅反弹，年轻人终于动起来了？

7月初的赛里木湖，风很大，天很蓝。阳光下，王清羽攥着红色裙摆，被丈夫紧紧牵着，一路往婚姻登记中心跑。再晚一些，他们的领证计划就要泡汤了。

王清羽和丈夫都是贵阳人。他们从贵阳出发，辗转六七个小时的飞机才来到新疆，只为在赛里木湖领一本结婚证。

许多人跟她有类似的想法。她记得，那天不是节假日，但现场领证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新人并非新疆本地人，而是特意前来。他们拿到了120号，是当天的最后一个号，“门口还有四五对（新人）在等，但已经没号了”。

23岁的余珩同样感受到类似的“火爆”。那是10月底，她如愿来到赛里木湖景区登记结婚。她说，那天不算是“黄道吉日”，但早上8点左右，就已经有20对新人在排队了。“可以说，赛湖领证非常火爆。”她听闻，前一天的号更是全被取完了。

景区里的小火热之外，宏观数据更加证明了今年的“结婚热”。11月4日，民政部官网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515.2万对。较2024年同期的474.7万对增长40.5万对，增幅达8.5%。

民政部官网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515.2万对

在经历了多年的连续下降后，结婚登记人数在2025年出现了反弹。

事实上，这股“暖流”并非偶然。“它是几重因素叠加起来的结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告诉南风窗。

止跌回升的曲线背后，个人对幸福的奔赴，正与国家鼓励婚育的政策、优化服务的趋势同频共振。

从“催婚”到“助婚”

凌晨4点，因为担心排不上号，余珩和丈夫决定摸黑出发，前往赛里木湖婚姻登记处。一个半小时后，他们抵达景区，周围空无一人。游客中心没开门，他们只能躲在厕所里避风取暖。

8点多，天渐亮，却赶上大雾，景区雾蒙蒙的。两人都有点泄气，“觉得白来了，看不上美景还挺可惜的”。没想到中午办完证进景区时，雾气慢慢散了，赛湖的美完全展现在眼前。

这条“领证路”走得不算轻松。余珩和丈夫都是河北保定人。两人从家乡出发，坐了30多个小时的卧铺火车到乌鲁木齐，再转8小时火车才到博乐市。比起在家乡领证，算是费时费力。

但余珩觉得很值。“在山川湖海见证下、游客祝福中、法律绑定下，我们正式结为夫妻。”在她看来，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仪式感，赋予了这张证书更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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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松绑”。

2025年5月，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根据新规，结婚不再受限于户籍，甚至旅游途中即可“就地结婚”。

这一背景下，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特色婚姻登记场所。在海边、雪山、观音寺里，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奔赴婚姻。各地结婚登记中心排起的长队，正是此次结婚人数反弹的一个缩影。

“这是典型的政策效应。”於嘉分析道，新条例正式实施后，解决了很多因为登记不便而积压的结婚需求。在她看来，这是“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

在此之前，年轻人领证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对于大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户籍在老家的适婚人群来说，领证意味着请假、抢票和长途奔波。这一制度性的“摩擦”成本，在过去实际上劝退或推迟了部分人的结婚计划。

但现在，规则变了。新条例取消了这一限制，实现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於嘉补充，各地民政部门的执行效率，以及成熟的电子政务系统，更支撑了政策的快速落地，为“跨区域服务”提供了可能。

新条例实现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图源：新华社

武汉的张玖，便是在这一政策的“助力”下结了婚。

出发去新疆前，张玖没想过要结婚。两人只是请了年假旅行，从青海湖开到新疆，一路玩过去。

“结婚”是这次旅途中的临时起意。萌生了结婚想法后，他们先去了赛里木湖。但到场时，已经下午2点多，前面排了100多号人。看着满屋子穿着正式、排队等待的人，他们没继续等。

玩了两天后，他们来到“八卦城”特克斯。那天，他们去到婚姻登记处，填表、交证件、盖章。大厅里就他们一对，很快，红本子拿到手。

人口学者、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执行长黄文政告诉南风窗，宣传氛围和政府态度上的改变，会对年轻人的婚育决策起正面作用。放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理解，这次“反弹”也有其客观规律。

黄文政长期关注我国人口问题。他表示，“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但到了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出生人口数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目前，这批年轻人正好进入了25岁左右的适婚年龄。“也就是说，婚龄人口的基数本身就有一个小反弹。”他分析，这自然地推高了适婚人口的总量，构成了此次数据回升的基本盘。

此外，特殊的时间窗口也形成了一股拉力。2025年拥有两个“立春”，是难得的“双春年”，寓意双喜临门。於嘉分析，不少新人将婚期从“无春”的2024年推迟到今年，或者，为了赶上好彩头而提前。

婚姻，由“我”做主

此次登记人数的反弹，除了外部因素，也体现了年轻一代在选择婚姻时更强的主动性。

这届年轻人走进婚姻的姿态，已经与上一辈截然不同。年轻人不再将婚姻视为必须完成的“人生节点”，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和“体验”。

“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值变高了。”於嘉表示，他们更看重婚姻中自我实现的价值，比如情感共鸣、个人成长和独立人格的保持。

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婚礼仪式的变动。

传统的中国婚礼，往往是一场由父母主导、亲戚围观的大型社交场合。繁琐的接亲、堵门、车队、改口等环节，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疲惫和尴尬。这种模式正在被打破。

工作之余，余珩同时兼职做婚礼主持人。她观察到，“重订婚、轻结婚”成了新趋势。“以前订婚就是简单布置，现在网上一搜，订婚背景样式多得很，甚至有点奢华，反而结婚流程越来越简单。”她自己的婚礼更是极简。

她砍掉了所有不想保留的环节。仪式上，没有新人入场，没有切蛋糕，只交换了戒指，让双方家长和媒人讲了几句话，就直接开饭。

部分人的结婚流程开始变得简单/图源：图虫·创意

在余珩看来，结婚并不是一件需要如临大敌、痛哭流涕的事情，而是为了“更好、更方便地谈恋爱”。她认为，婚姻是双方走出自己的家庭，“组建一个新家庭”，而非传统的“娶进来、嫁出去”。

这本质上是社会更加开放、个体思考更加成熟的表现。於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反思和自主规划，不再盲目遵循‘到年龄就结婚’的传统观念。”

当然，这种理性也带来了“迟疑”。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不结婚有风险，如晚年孤独；但结婚也有风险，如婚姻破裂、个人自由受限。当风险评估不确定时，他们会选择观望。

而在传统观念及现实生活中，“婚姻依旧与生育紧密捆绑”。於嘉指出，很多年轻人不结婚，实际上是在用不结婚去抵抗催育。

因为没有生育意愿，所以不想结婚。即便结了婚，也不意味着马上生育。生育意愿具有稳定性。於嘉解释，这些“是人们在长期的成长、生活和认知过程中形成的，不会因为结婚（这一单一决策）就立刻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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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王美玲目前就没有生育的打算。她和丈夫在一起3年，并于今年11月初领证。为了领证，她不惜飞越4000多公里到新疆。但提到生育，她变得犹豫。

在她看来，生育意味着高成本和高风险，包括育儿成本、产后修复，以及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

若考虑生娃，她得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但这并不容易。“结婚后，我要是再去找工作，公司对我的考量可能会不一样。”她说。

这并非杞人忧天。和她一样从事销售的朋友，为了备孕，希望换一份不用出差的工作，却屡次在面试中因“生育计划”被拒。最后，朋友找到的工作薪资比以前更低。

“相较于婚姻，生育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成本，尤其很多女性还可能因为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失去经济收入。”於嘉表示，这种职场上的结构性阻碍，是阻挡生育意愿回升的一道坎。

硬币的另一面

对于更多新人而言，浪漫的赛里木湖终究是远方。回到各自的城市，婚姻仍是一个需要反复计算成本、评估风险的重大决定。

王清羽之所以顺利完婚，背后离不开家庭的强力托举。此前，王清羽恐婚，焦虑房贷、车贷。但这些经济顾虑都在婚后消散。

“说白了，父母给我们铺好了路。”王清羽说，在贵阳，父母为他们解决了婚房，让她和丈夫能轻装上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条件。“成家立业”的传统规训，在当下常被拆解为“先立业，再成家”。

“现在大家都希望赚足够的钱，有一个好的工作，稳定下来再去结婚，才能生孩子。”黄文政说，就业市场的压力和过长的劳动时间，挤压了年轻人发展亲密关系的空间。

压力过大或过长的劳动时间，可能会挤压年轻人发展亲密关系的空间/图源：unsplash

北京大学一位辅导员告诉黄文政，过去一年有40多名学生找来私下交流，没有一人是因为情感问题，全都关注保研、实习等学业和就业问题。但过去，“有30%-40%（的学生）因为遇到恋爱问题找辅导员谈心”。

“立业”的标准在内卷中不断被拔高。与婚姻捆绑的“买房”，便是一种体现。

於嘉曾研究发现，无论提供3年还是5年的廉租房，对结婚意愿的刺激作用都有限。她说，大家依然对自有住房有强烈渴求，尤其是在考虑到抚育下一代时。

稳定，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为踏入婚姻，乃至生育的前提。

李哲的婚姻，便建立在多重稳固的基础上。李哲和妻子是北京人，都在税务系统工作。两人在大学相识、相恋，并于今年10月结婚。6年的交往时间，重叠的社会背景，稳定的职业收入，以及家庭的支持保障，这些因素共同铺就了他步入婚姻殿堂的路。

“结婚没有所谓水到渠成描绘的那么轻松，需要两个人、两个家庭共同努力去实现的。”他很庆幸，“父母虽不算多么富有，但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支持，两人稳定的收入，也可以消除部分对未来支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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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源整合”后的理性选择。

由此一来，收入低、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结婚这件事上面临更大困难。“尤其在一些性别比失衡、经济不发达，或婚姻观念传统的地区，彩礼要求很高，这部分群体需要举全家之力，花费更长时间才能积攒到足够的婚姻资源，所以推迟的幅度更大。”於嘉说。

“初婚年龄推迟、不婚率上升，是全球性趋势。”她认为，这一趋势在未来10年、20年仍将持续。政策可以影响初婚年龄升高的速率、不婚率上升的最终程度，但难以完全逆转趋势本身。

“现有政策更多作用于容易产生效果的人群，比如本来就有结婚意愿，但因为不太方便或成本原因而选择推迟结婚的人。”於嘉分析，对于那些“不想结”“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群，政策的有效性和触及性相对有限。

黄文政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此次反弹是“震荡走低”过程中的积极波动，但要维持这种势头，关键在于生育率的提升。

“育龄人口整体趋势还是大幅下降的，除非生育率能够明显提升，否则不要指望这种反弹会延续下去。”他说。

构建更友好的婚育社会

面对年轻人的顾虑，国家层面并非没有感知。事实上，一系列旨在降低婚育成本、构建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正在密集出台。

比如，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多地推出育儿假、延长婚假，发放的结婚补贴、婚庆消费券，等等。这些真金白银和假期福利，释放出国家支持婚育的强烈信号。

我们能看到更多积极的趋势。近日，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的信息提到，2026年将积极适应人口发展战略，推动生育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发展。

会上要求，将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力争全国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镇痛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全面实现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这些举措，旨在从制度层面为年轻人织就一张更严密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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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策出台到个体感知，仍有一段路要走。王清羽知道政策的用心。但她觉得，这还不足以激励她“把一生赌上”。这也代表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声。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抚养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抚养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

“分娩费用在养育成本中的占比非常小。”於嘉表示，生育的主要经济压力集中在教育、住房、时间成本、女性职业损失等方面。目前的补贴力度在育儿的高昂成本面前，仍显单薄。

不可否认，政策的出现具体许多积极意义。“比如它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框架，也体现了政府兜底的责任意识。”但在於嘉看来，这些政策解决的，仅是生育“入口”的部分负担，要实现全程保障，还需要推出更多配套举措。

如何让年轻人不仅“想结婚”，更“敢生育”？

黄文政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在当前通缩压力下，发钱补贴家庭反而能刺激消费，让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黄文政建议，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人”的生产上，缓解家庭养育压力，从长远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还提出了“以房促生”的设想。他建议将房产作为激励手段，比如，对多孩家庭给予大幅购房折扣，或者减免土地出让金，利用现有的大量空置房产作为激励资源，让愿意生孩子的人能住上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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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同样关键。於嘉认为，可以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推行强制性的、父母同等时长育儿假。“当男性和女性都要休长假带娃时，性别就不再是筛选员工的标准了。”这不仅能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更能从改变企业的用人逻辑，消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此外，於嘉的研究发现，简化离婚手续和加重对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的处罚，对提升结婚意愿有显著作用，“其效果可能相当于大幅增加生育补贴”。

未来的路或许仍有挑战，但数据的反弹亦告诉我们，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许多人依然渴望连接，渴望在彼此的承诺中寻找确定的温暖。李哲便是其中一位。

他回忆在赛里木湖领证的经历。那是个刮着大风的阴天，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厚得看不见底。但下午，些许阳光穿透云层。他们到湖边，看到了阴天下闪着金光的草滩。次日，等待他们的是晴天和蓝色的湖水。

他们的户外婚礼同样遇上了阴雨天，“但至少仪式开始的时候不下雨，顺利地完成了仪式”。他还想起曾和妻子去玉龙雪山，“前后两天都大风停运，偏偏我们去的那天赶上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没有太完美，但是也没有很糟糕。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总会有不错的风景相遇。”李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