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一间诊室，装得下多少人生的秘密？
凌晨两点，急诊室里推进来的，不只有心梗和车祸。越来越多的担架上，躺着的是自杀未遂的学生、压力过载的上班族、因失眠与焦虑濒临崩溃的中年人......
精神疾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能发生在产后的母亲身上、备考的学生身上、在看似「一切正常」的家庭里，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站在心理健康与疾病之间那条模糊的边界上。
姜涛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在这家全国知名的精神专科医院工作了33年。
从1993年走进病房开始，姜涛几乎每天都在面对最隐形、也最脆弱的痛苦——幻听、妄想、自杀、躁狂.....在12000多个日夜里，他见过被“治好”却失去活力的人；也见过在绝望尽头，被一张处方、一点理解重新拉回生活的灵魂。
这些发生在病房里的真实故事，最终被他写进了一本书里。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变坚强”的书，而是一位精神科医生试图告诉我们：
「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
本周，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姜涛医生走进精英说直播间，围绕精神疾病的识别、治疗与家庭支持等方向展开深度的剖析与分享。
精神疾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欢迎关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用心聆听。扫描海报下方二维码，即可预约观看直播～
面对心灵的痛苦，
我们的医学竟如此笨拙
当社会的压力席卷而来，最先崩断的是人们的心灵，然而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仍属浅薄，治疗更像是在迷雾中摸索着修一座桥。
1993年，姜涛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与其他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病因不明，病理机制不清，加之当时社会对精神疾病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视，所以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更谈不上完整的诊疗体系，诊断和用药几乎全凭医生的个人经验。
90年代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药物，但选择极其有限，并且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很多情绪类精神障碍，也被粗暴地套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思路。
姜涛正式到安定医院报到的那天，刚进门正好赶上一位患者办理出院。那人看上去60来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被两个人搀扶着往前挪步，然而医生在一旁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痊愈」，这让姜涛倍感疑惑。
护士告诉他，这位患者是周边县城的一位中药师，在当地小有名气，号称“一抓准”。因为有幻听、妄想症状，被收住院。住进来时人还精神矍铄，健步如飞；3个月的药物治疗抑制住了他的症状，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他的行动能力。
然而按照当时的诊疗标准，只要幻听、妄想的症状消失，自制力恢复了大半，临床上就算“痊愈”。至于药物导致的迟发性运动障碍、情感淡漠等副作用，几乎不在评估范围内。这也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变得呆呆愣愣，看起来不如从前的原因。
这个场面对于一个尚且怀抱着救死扶伤梦想的准医生来说，无疑是残酷的：如果所谓的「痊愈」就是让鲜活的人变成这样，那医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样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姜涛就发现，在精神科，吃药对于患者来说是个长期工作。出院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会反复发作，患者反复入院，像一个看不到出口的循环。
张阿姨是姜涛在女病区接手的第一位患者，61岁的她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46次住院。
她命运的转折点是21岁的那次生产，产后第4天，护士查房时发现她正试图勒死自己，慌忙将她救下，转头看到旁边的新生儿已经没了呼吸。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产后抑郁引发的悲剧性自杀行为，但当时社会对产后抑郁的认知不足，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女人疯了。
从此，精神病的标签伴随了她的一生，这场治疗之路漫长而坎坷，又似乎永无尽头。
张阿姨患的是双相情感障碍，发病的头几年，她会随着季节变化陷入抑郁，又转入躁狂。
在躁狂发作期，她热情似火，神采奕奕，主动照顾周围的病友，打扫卫生、洗衣服、洗袜子，动作利落爽快，态度当仁不让。但有时这种「热心」过了头，就会显露出病态的一面，看到不如意的事就会随意指责，从地板上的脚印到病友间的玩笑，都可能招致张阿姨无休止的挑剔和谩骂。
短短半个月之后，那个活力四射的张阿姨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终日卧床的沉默，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思绪分散，无法正常交流，甚至试图用易拉罐环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时国内对双相障碍的认识还很初级，受制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治疗手段也较为原始和局部，很快，她的病情就逐渐演变成快速循环型，一年要经历三四次情绪过山车，最可怕的是随着病程推移，发作频率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最后完全失去规律，随时可能坠入抑郁或躁狂的漩涡。
从风华正茂到花甲之年，张阿姨的大半生光阴都被困在精神科病房的方寸之间。常年不规律服药对她的脏器损害严重，再加上她自身有糖尿病，最终导致身体不堪重负，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命运在生活的跌宕之间打了个死结，她痛苦无比，却又无能为力。
当药物和电流一次次流经病人的身体，作为医生的心情则更为复杂：「我们的现代医学有时如此笨拙，却又是我们仅有的工具。」
疾病常常成对出现，
在亲密关系中互相喂养
2002年，姜涛接诊了两个特殊的病人，这是一堆母女两，女儿厌食、母亲暴食，同时被救护车拉到了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女儿因重度营养不良，器官濒临衰竭，在ICU待了10天；而患有焦虑症的母亲暴饮暴食，引发急性胰腺炎。
走到女孩的病床前，腐酸味就扑面而来，那是胃肠减压管吸出的胃酸和其他黏液混合的气味，也是消化系统在长期饥饿下开始崩溃的信号。她面色惨白，仿佛一张放了多年、发黄发脆的纸，露出的手腕只有竹竿那么细，手背上布满了深浅交错的褐色瘢痕，那是长期跟牙齿摩擦磨出的茧子......
因为班里有人笑她胖，她一年减掉七十几斤，一米七的身高，入院时仅56斤。就这样，她还觉得自己不够瘦，得瘦到50斤以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体象障碍”。
这种压抑的进食欲望，被女孩转移到母亲的身上。她曾让母亲一口气吃掉过4个汉堡、2包饼干，最后因为一口气吃下6只猪蹄被送入医院抢救。
而这位“快撑死”的母亲看起来活力四射，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讲述女儿的情况。她面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但言语之间并没有太多对女儿病情的担忧，即使刚刚经历了抢救，她依然表示为了女儿还能再吃更多。这是躁狂发作，在这种状态下，无法准确感知自己的饥饱，也辨别不出女儿的病态。
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这位妈妈在复诊的时候坦白：“大夫，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病，可要是不这么折腾，我怕一停下来....就会看见女儿真的要死了。”面对女儿的病态表现，这位母亲因无能为力而痛苦万分，她总想着：要是能替她把所有想吃的东西都吃完，她是不是就能变回从前那个举着拔丝苹果、露出一颗小豁牙的小姑娘......
“女儿用拒绝食物来抗议世界对她的嘲笑，母亲用吞下食物来填补内心的恐慌。”
比进食障碍更隐蔽的，是无数家庭正在经历的“情感代谢紊乱”——爱被异化成控制，关怀被扭曲为共生，就像这对母女一样彼此喂养，一步步坠入深渊。
在这方小小的诊室里，送进来的是生病的孩子，而背后站着的是生病的家庭，女孩李影就是一个缩影。
她的父亲陪同她一起来到医院，一进门就喋喋不休地说这孩子成绩下滑、玩手机，却把因为学习压力自杀未遂这么重要的事轻描淡写地带过，仿佛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感冒。
而孩子已经出现严重的躯体化症状，手抖得握不住笔，肩膀疼得抬不起来，她多次向父母提出休学，但都被严词拒绝了。如果不是因为偷吃父亲的降压药被送入医院紧急抢救，她甚至无法接受心理治疗。
时代的教育焦虑，正在吃掉孩子。
即使他们走进了医院，父母仍然无法正视孩子“生病”的事实，高考在即、正是关键的备考期，这些话语像魔咒一样盘旋。更多的父母心存侥幸，总希望赶紧把病治好了，回归到过去的轨道，彷佛生死的界限不过是场可以重启的游戏，但现实是，只要父母的心态不改变，孩子的病情根本无法缓解......
从逃离到留下的1600天
我和病人的双向拯救
工作的头一年，姜涛无时无刻都想逃离安定医院。围绕着这些病人，他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该往哪走，每天就晃荡着过日子。
然而进安定医院的1600多天后，他再也没想过离开，并且一直干到现在。
这一切源于一位名叫吴莉的女孩。
1996年，吴莉第一次被父母送进安定医院。当时她正在上大二，临近寒假，学校和父母反馈孩子表现不太正常，让他们接她回家。
转折发生在大一下学期，她先是失眠、情绪不稳定，继而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后来发展到在课堂上突然大吼大叫：“你们凭什么骂我？！你们就是嫉妒我！想害我！”
幻听、被害妄想，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吴莉不得不休学，住进了病房。
为了缓解幻觉和妄想对病人心理的折磨，主治医生给吴莉服用了氯丙嗪（抗精神病药物），药物通过减少多巴胺的传递以阻断幻觉，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当快乐的讯号被过多拦截，人就会失去活力和快感，变得动作迟缓、表情呆滞。
看着年轻的病患从鲜活走向枯萎，姜涛感到深深地无力。医生就像是绝望的守夜人，举着微弱的灯盏，能做的不过是阻止患者坠入深渊。
为了更了解病人的情况，姜涛经常在病房里和患者聊天，因姜涛和吴莉的年龄相仿，交流起来也更为顺畅。随着聊天的深入，姜涛慢慢发现了吴莉和常见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同：
吴莉虽然也存在幻觉和妄想，但她的幻觉和妄想的产生继发于情绪症状，跟心情波动存在高相关性。她的思维和表述清晰连贯，剖析起自己的症状头头是道，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只是这种清醒模式不太稳定，就像时断时续的网络信号。
她在兴奋状态下会满嘴胡话、四处乱跑，把铁床拉得震天响；平静下来会整日整夜不下床，盯着一处发呆，偶尔清醒的时候她会落泪：“我就是个累赘......爸爸妈妈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了，自己连顿肉都舍不得吃.....”
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情感淡漠，对外界的任何事物不感兴趣，但吴莉明显对父母抱有强烈的愧疚和心疼，这让姜涛陷入沉思。
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姜涛特意请吴莉的父母来到办公室，了解她的成长经历。因为父母遭遇下岗潮，这个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进大学就勤工俭学，然后过早的生活压力也压垮了她。
听完吴莉母亲的描述，姜涛更加确实这个女孩正在面临的其实是双相情感障碍，他请求上级医生调整对吴莉的治疗方案。然后当时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十分保守，在连脑补CT都稀缺的年代，没人愿意冒险推翻这个最安全的诊断。
经过一周的软磨硬泡，医生终于点头同意小剂量增加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然而抑郁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这个经济条件拮据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吴莉的父母几经挣扎，偷偷买好了老鼠药，决心陪着女儿放弃生的希望。
姜涛的后背迅速沁出了一层冷汗，他立刻出言安抚，耐心地为吴莉父母解释，并告知了新的治疗方案，孩子正在好转，千万不能放弃！
在姜涛的坚持下，吴莉熬过了最初、最艰难的治疗期，药物和电休克治疗的结合让吴莉的病情开始稳步好转，她第一次主动接过药片，护士差点欢呼出声，他们终于夺回了治疗的主动权。
情绪改善之后，其他症状都开始消失，精力、体力也恢复得很好，短短两周时间，这个家庭从崩溃的边缘重新寻回了生活的希望。
在精神科工作了4年半，姜涛以为精神科的诊疗总是静水流深，直到那天，看着吴莉出院离开的背影，他真正懂得，精神科医生笔下的每一张处方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它不仅关乎一个病人的喜怒哀乐，更可能是在重绘一个家庭的未来。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能接到吴莉母亲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吴莉获得奖学金、大学毕业、恋爱结婚的消息，让人感叹生命的韧性如此动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姜涛写道，“与其说是我救了吴莉，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整个职业生涯。”
精神判断不是判决书，
而是理解痛苦的路线图
尽管在网络平台上，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这类精神类疾病的词条已相当常见，但公众对此的认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心理健康 --- 亚心理健康成长 --- 心理障碍 --- 精神疾病，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正常与异常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一道渐变的光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段波长上停留。
我们太容易把“不一样”当作“危险”，把精神疾病贴合那个“失控”、“可怕”的可怕标签。事实上，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都是生理器官功能出现障碍，只不过这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
没有人会责怪一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我们同样应该报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污名与指责。
而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更好地面对、照顾以及治疗这些“生病”的人。
目前我国在册的精神科医生约有6.4万人，与病人的比例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要求的1:200以下，并且诊疗水平的地域差异明显，很多偏远地区根本没有开设精神科。与此同时，就医的年轻人在2016年之后有了明显的增多，发病年纪也越来越小。
蓬勃的就医需求和稀缺的资源供给，让很多生病的大脑无法得到及时的关注，在迷茫和无措中加深恐惧和折磨。
从事精神科医生30余年，从最开始执着于用药方案和量表分数，到学会看见药物背后的整个人生，姜涛的无力感和成就感兼备。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他终于决定写完这本书。
他问自己：「我能改变什么？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还是想写，想让更多人知道，精神疾病不是绝路，精神诊断不是判决书，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痛苦的路线图。」
少些恐惧，多些理解；少些冷眼，多些温暖，或许我们的社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