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大厂码农“美国梦碎”：裁员潮里的华人中产急速下坠
失去权限
“access没了。”
2025年10月29日清晨，邓菲醒来，手机里已经滚起一阵微弱却刺耳的骚动——许多在亚马逊工作的朋友正在互相提醒：去查一下自己的“access”，也就是登录公司办公系统的权限。她顺手推了推还在床上的丈夫李骁：“你也看一眼。”李骁拿起电脑，像往常那样输入账号、等待跳转，可页面停住了：怎么也登不上去。
那一刻他们才明白，传闻落到了李骁身上——真的被裁了。
邓菲愣住了。她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慌张，而像是被谁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有点想笑”。李骁几乎没离开过电脑。他一直坐在桌前，盯着一排排弹出来的聊天框，回着同事发来的安慰消息，好像只有通过这种动作，才能把自己从已经拥有了十年的“大厂码农”身份里，慢慢抽出来。
其实从2025年4月开始，亚马逊内部就流传着要裁员的传闻了，但李骁完全没有想过会裁到自己身上。他是电商方面的资深工程师，在亚马逊已经工作了十年。“他觉得自己在组里的地位还挺重要的。”邓菲说。
同一时间，另一位亚马逊工程师薛小敏也在迷迷糊糊中被短信叫醒。她所在的小组原本有九个人，一觉醒来少了三个人，包括组长。最让她觉得荒诞的是，有位同事甚至是在前一天凌晨2点加班敲代码时，突然就登不上办公平台了。薛小敏对自己组的危机并非没有预感：“我们组地位比较尴尬，和其他组有业务重合的地方。”
但让薛小敏意外的是，同一大组的几个资深科学家也被裁了。“他们都在负责比较重要的项目，他们走了之后，我们有很多工作没办法再开展了。”薛小敏说，过去亚马逊内部有按绩效表现做人员调整的惯例，但这一次，裁员看起来跨越部门与层级，很难从职级、表现和业务线当中找到规律。
《逆行人生》剧照
裁员面前，薛小敏最感到难受的是同事的突然离开。被裁的同事会立刻失去进入办公室的权限，“朝夕相处的朋友，就这么见不到了”。2025年10月末，薛小敏忙着给同事收拾杂物，再在告别餐会上给对方送去。在她的理解中，公司这么决绝地取消权限，可能是因为以前出现过报复事件，“担心被裁的人临走时搞个破坏”。她第一次感觉“公司”这个组织是冷冰冰的。“你没办法讨厌它，因为它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正在面对裁员危机的范舒亭表现得比旁人更冷静一些。2026年1月14日，她所在的Meta宣布裁员1000人，被视为2026年开年的第一拨大厂裁员。范舒亭心里松了一口气，几个月前，裁员的消息就在公司传播开来，所有人都知道会有大批的人离开。“今天才落刀子”。
《好事成双》剧照
过去三年，范舒亭已经经历过两轮裁员。她能清晰地说出那套“被裁反应”：愤怒、自我否定、悲伤，然后逼自己快速“热身”，切换到找工作的模式。2022年第一次被裁时，范舒亭的绿卡申请流程中断——这套流程必须通过公司递交，而她的工作签证H-1B最多只允许持有人在美国工作六年，当时只剩下一年。一连串迫在眉睫的人生问题等待着她作答：回不回国、要不要结婚、还找不找工作。“每一个选择都会改变命运。”
如今她回头想，能迅速找到下一份工作，是因为她当时投简历足够迅速，赶在更大规模的大厂裁员潮全面铺开之前，让自己的简历还能被“正常看见”。从那以后，她养成习惯：每个月更新一次简历，删掉过时的内容，把做的新项目加进去；公司要求写项目总结，她就复制一份发到自己邮箱里，方便求职时回看。“我对找工作已经有了肌肉记忆。”她说。
“黄金时代”的落幕
根据亚马逊2025年11月向美国州政府机构提交的《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WARN）文件，10月进行的超1.4万人的裁员几乎波及亚马逊所有业务板块。其中，工程师是受影响最大的岗位，在被裁减的约4700个职位中，近40%为工程技术类岗位，涉及1800多名工程师。
在2022年往前数的十多年中，就职于像亚马逊、谷歌等类型的科技大厂长期被视为美国社会一种高确定性的职业选择。对赴美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大厂不仅提供了高薪，还提供了一条通往合法居留与中产生活的通道：只要拿到那张工牌，薪水、绿卡、体面的生活，似乎都会顺理成章地展开。但最近几年一次次的裁员显示，这份保险正在失效。
《凡人歌》剧照
“我们算是亲身经历过‘黄金时代’的。”邓菲说。邓菲是2018年来到美国的。在此之前，李骁已经在亚马逊待了一年。他原本是学工程的，2015年已经拿到本专业的美国名校硕士项目offer。但他在浏览留学生论坛时有了一个发现：如果一个留学生想在美国留下来，挣到钱，最稳的路就是成为一个码农。李骁几乎没有犹豫。他把offer一一拒掉，重新申请了计算机项目，进入美国东海岸的一所大学读书。
2017年李骁找工作，机会像潮水一样涌来——将近20个面试、5个offer，他最后选了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西雅图当时已被称为“第二硅谷”。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城市在硅谷北边1000多公里的地方。自上世纪80年代起，较低的税率、租金和丰富的高校人才吸引科技产业在这里集聚，包括亚马逊和微软。李骁抵达西雅图的2017年，亚马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城市的轮廓：40多座办公楼嵌入市中心，容纳4万余名员工，深蓝色玻璃幕墙与一幢幢高楼，逐渐覆盖了过去缺乏修剪的草坪和老旧停车场。在所有已经或正在建成的写字楼的位置，公寓、餐馆迅速生长。
李骁很快适应了在亚马逊的生活：公开的薪酬结构，明确的绩效体系，以及那种“只要你在这里，就会一直往上走”的氛围。一年后，原本读医的邓菲也进入西雅图的一所大学读计算机硕士。她发现项目里90%的是中国学生，而且全是奔着“转码”来的。“很少人是计算机本科的，有文学院、法学院、学英语的，也有学电气、学物理、学化学、学生物的，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都在‘转码’。”
《好事成双》剧照
2020年毕业时，科技大厂的工作唾手可得。“面试遇到的很多都是网上的原题。”邓菲和身边“半吊子转码”的同学都很快找到了工作，而且邓菲手握好几个顶级大厂offer，随便挑。邓菲选了一所被大家视作“梦之厂”的科技巨头，那里公认薪酬高、加班少。作为应届生，邓菲能够拿到一二十万美元的年薪；上午10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很少加班。她可以在工作时间去理发、做美甲、看医生，请年假也从来不用犹豫。邓菲记得有一次周六回公司交代码，正好碰到组里的同事，对方看见她，一脸惊讶：“你周末来公司，唯一合理的原因，是用打印机打印你自己的东西，但绝对不应该是来工作的。”
等到薛小敏进入大厂的2021年，正是大厂招聘潮达到顶峰的一年，被业界形象地称为“大放水”。以亚马逊为例，当年公司宣布计划新增约5.5万个企业与技术岗位，这一数字大约等于当时其技术与企业员工总数的20%。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等大厂也快速扩张。
《硅谷》剧照
这次大厂扩张有特殊的背景。疫情把生活推向线上：远程办公、在线购物、云服务突然变成刚需，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都看到了增长机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让扩张看起来顺理成章。薛小敏当时还在读本科，2021年大三暑期到亚马逊实习。她记得，那时候“留用”几乎没有难度。亚马逊会给每个实习生配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难度被刻意控制在一个安全区间：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重要。“只要待够时间，基本能完成。”她说，九成以上的人都能拿到留用的全职offer。
只是，形势的逆转比薛小敏想象得更快。2022年下半年，科技企业开始急踩刹车——随着美国通货膨胀抬头、消费热情减退，科技大厂们发现上一个年头的疯狂扩张不但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收获，反而成为累赘。2022年Meta宣布将裁员1.1万人。Meta总裁扎克伯格在给员工的信中说：“疫情之初，世界迅速转向线上，电子商务激增带来巨大的收入增长。许多人预测，这将是一种永久性的加速，即便疫情结束后也将继续。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发展。而且宏观经济下行、竞争加剧、广告业务下降导致收入远低于预期。我错了，我对此负责。”
《在云端》剧照
据美国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统计，仅仅是2022年11月，整个美国科技行业就有52771个岗位被削减，创下自200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亚马逊宣布裁员1万人，四个月后，谷歌也宣布裁撤1.2万人。自此，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一直没有停歇——也许用潮水来形容已经不再贴切，因为它更像一种气候。Layoffs.fyi的数据表明，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裁员进一步升至约26万人，而2024年也有超过15万个岗位被削减。
2022年薛小敏毕业将要办理入职时，收到了公司的通知：入职要延期半年，因为没有多余岗位来安放新人。作为补偿，公司会给她一笔钱。那是薛小敏最焦虑的半年。她第一次感到，所谓“确定性”其实就像水一样，以为握紧了，其实能很轻易就会从手掌里流走。在大厂员工之间，流传起一个黑色幽默的词——“裁员概念股”，意思是企业一裁员，股票就飞涨。裁员于是变成一种公开的竞赛：没有谁愿意显得落后。
围城
在内部信中，亚马逊人力体验与技术高级副总裁贝丝·加莱蒂（Beth Galetti）这样解释2025年又一次大裁员的原因：“这代AI是我们自互联网以来见过的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它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新，同时也需要更精简的组织、更少的层级。”
裁员更深层的变化，是美国科技大厂正在进行一场系统性的资源重组：在传统业务增长放缓的今天，AI是眼下唯一形成共识的风口。
《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冲击最早是2022年末由ChatGPT带来的。从它掀起公众热潮开始，生成式AI很快渗透到电商和广告、搜索、办公软件、客服、医疗与制药研发、内容生产与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广阔的应用场景，给“增长”带来了空间。而科技大厂角逐的，并不只是像ChatGP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还有一整套面向未来十年的技术与基础设施投入：从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数据中心与算力，到云服务、搜索引擎、办公软件等业务上的产品升级。
比如亚马逊，虽然几年内多次裁员，但每个月都会播报一个大手笔的AI项目投资计划，比如两个月前，他们刚刚宣布投资500亿美元，为一个重要客户——美国政府——搭建部署人工智能的云服务。一家科技大厂的员工杜琳说，她最近开车在湾区出行，路边广告牌、公交站灯箱，上面都是与AI相关的产品和AI公司广告。她所在的公司也正在把原本分散在各条业务线、各自训练和维护的传统机器学习系统，往一个更“中心化”的平台迁移——通用“大模型”。
公司更愿意把资源投向这套能复用、能扩张的底座，也要求传统模型“并轨”过去。杜琳回忆，负责传统模型的高层对此很抵触，反复挑新平台的毛病，强调系统不适配，试图守住原先的地盘。而她所在的小组夹在两边的拉扯中，到了2025年5月，她的直属上司和同组产品经理先后被裁。杜琳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是尽快挤进大模型这个资源核心。
《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
她在公司内部投了30多封转组申请，还直接给大模型上下游业务的经理发邮件。最后，她拿到了一个小组的机会。在这个新组，杜琳很快感受到公司资源的倾斜：过去她所在的大组一两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拿到年度的最高绩效；现在的小组只有15个人，却有两个人拿到最高绩效。晋升速度也大大加快，旧组的工程师从L4升到L5常常要两三年，而在新组，她看到不少人一年内就升上去了。
但压力也更大了。一是团队很年轻，1998年、2000年出生的人很多，职级却不低。二是节奏更快。以前一个新功能上线，通常会分批放开给用户试用，从1%到5%，再到10%，用一两个月时间验证可靠性，现在流程被压缩到极限。“他们会问你，能不能一周内就推给100%的用户？”截止日期一次比一次紧。按照规定，她仍然可以下午6点下班。只是她发现，“组里好几个人都干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她说：“但他们升职也很快，所以对他们而言，这种压力不完全是负面的。”她也会自发工作到很晚。
《装腔启示录》剧照
同样是负责AI相关的业务，邓菲的感受却是更消极的：在她眼里，这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来”，而局内人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忙活的事情好像也缺少意义。邓菲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和AI沾边的组不少，但只有一小撮人在做核心业务，大部分组都是做支持型工作的，比如帮助搭建技术流程，“很多组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家的工作大差不差”。
不管身处AI产业链的哪个环节，“卷”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何松是西雅图一家云计算大厂的技术经理，这家公司的业务，包含为AI模型企业提供“云”这一基础设施。何松2023年申请转入AI项目组。他回忆，在上一个组，每天真正高效工作的时间大概是4到5小时；现在最轻松的一天也要全神贯注8小时。平均下来，每天工作时间常常在10到11小时，极端时甚至到16小时。
《年会不能停》剧照
在他看来，这是速度竞赛的结果。云厂商之间只要有一家能把新模型在极短时间内上线，客户就会迅速流过去，其他公司只能被迫追赶。速度成了唯一不能输的指标。硅谷的压力也来自中国。“去年DeepSeek出来之后，美国人就遭当头一棒，被一棒打醒了。原以为美国在模型上遥遥领先，实际上中国的创新，一下子就把距离拉得非常近了。所有公司就进入了一种panic（惊恐）的状况。”
在何松看来，这种“卷”的状态背后，是整个AI行业还没有形成清晰的“领头羊”与成熟范式，没有人能明确回答“什么最值得做”“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是什么”。于是大家只能在不确定里对齐。“你有这个东西，那我也得有，不管好不好，就像无头苍蝇。”节奏越来越快，产出却未必成比例。再加上新业务组织不成熟，会议和沟通消耗很大。何松认为，AI领域产生了很多看似是机会的泡沫。“热钱涌进来，确实会有一波热火朝天。但热火朝天不等于赚钱。”
“斩杀线”
在大厂一拨又一拨裁员潮来临后，美国“斩杀线”的概念开始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这个词原本来自游戏术语，指角色生命值跌到某个临界值时会被敌方“一击致命”。在现实语境里，它指向另一种脆弱：许多看上去体面、收入不低的人，当遇到失业、得病或者其他突发状况，存款跌破某个阈值时，就可能触发一系列连锁效应，在很短的时间里滑向贫穷，且很难靠自身力量逆转这种下坠。
43岁的杰里米·巴克（Jeremy Barker）是美国佐治亚州一名从事软件开发的工程师，他告诉本刊，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普通人当中“真实存在”。他是一个大学辍学生，第一份工作是麦当劳店员，20多年前，他通过在数码产品店打工积攒电脑技术，终于“擦边”进入科技公司做一名技术员，拿到9万美元的年薪，看起来，几乎要步入中产了。但是今年，他随时可能被裁员。他有1.2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要还，每个月要付1000美元的房贷。他的一个房间里的热水器漏水，为了省钱，他硬是四年来每天用管子抽水，也不愿请专业人员，花1200美元修理。“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现实中：一个突然的变故，可能会瞬间把我们击入谷底。”
《实习生》剧照
邓菲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词的。很多人在网上说“斩杀线”斩不到华人：华人更爱储蓄，也更习惯给自己留后手。李骁失业前，邓菲和丈夫年薪加起来约50万美元。即便在最宽裕的几年，她也从不买奢侈品，工资主要拿去做理财投资。但她还是担心自己的未来：“如果我没有足够好的财务规划，我们家一个月房贷就要7000美元，水电费加起来也得一两千美元，然后吃饭加起来又得两三千美元，一个月就是1万美元的固定支出。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同时失业了，我觉得确实会被瞬间‘斩杀’。”
邓菲说，美国并非没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措施，但这个线划得太低了。“美国的很多所谓的福利，你一旦收入或者存款超过了某一个标准，就会立马失去。”邓菲提到白卡，也就是包含医疗、食物、住房保障的一项制度，在西雅图，满足白卡条件的人年收入必须低于2万美元。邓菲的感受是：这套制度只兜住最底部的人；而夹在福利门槛之上、又远未真正富裕的人，反而最脆弱。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物价飙升，也在一点点消磨他们的底气。西雅图和湾区这样的“科技地带”，过去几年因为高薪人群聚集与通胀叠加，日常开支被整体抬高了。邓菲最明显的体感在吃喝上：以前一杯咖啡5美元，现在至少7美元。几天前她和丈夫出门吃一顿最平价的简餐——猪脚饭，三份盒饭加小费70美元，折合人民币500元左右。
何松举了看病的例子。他购买的高级医疗保险可以覆盖八九成的费用，但是剩下的账单，依然贵得令他瞠目结舌。妻子有一次去看急诊，情况并不严重，在医院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最终收到的账单却接近6万美元，保险报销后，他仍需支付四五千美元。还有一次他踢球时受伤，伤口只有一厘米，缝了三针，这个在国内“随便找个小诊所就能解决”的事，在美国却变成了一连串账单，前后一共六张，累计金额超过7000美元，最终自付将近1000美元。
比这些更棘手的，是身份问题。对外籍员工来说，留在美国的关键一步，是由雇主启动绿卡申请中的PERM流程。按照规定，公司必须向美国劳工部门证明：这个岗位是真实且长期存在的，而且在合理范围内，无法在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中招到合适人选。这意味着，公司需要持续招聘、持续用人，才能为这种“人才紧缺”做出辩护。
《当幸福来敲门》剧照
但一旦进入裁员周期，公司就失去办理PERM的资格，对外籍员工来说，这意味着通过这份工作获得绿卡的路径立刻被切断。薛小敏的幸运是，她有家人早一步拿到了绿卡，所以她获得了一条额外的留美途径。但她身边的同学就困扰得多：一旦被裁，就必须迅速找到下家能支持绿卡申请的工作，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极其稀缺。对这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在美国的时间，被裁的一刻就是倒计时的开始。
如果后面自己也被裁，邓菲说自己就会把回国提上日程。她在心里演练过这种可能性，甚至有点期待。多年的打拼让她意识到，美国虽然适合挣钱，但给不了她想要的“躺平”。“我更想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乡，偶尔旅行、见朋友。洗浴，吃街边小吃、外卖，随时能看病，这些都是在美国无法获得的烟火气。”她已经和家人达成共识，一旦准备生育小孩，就会直接回国，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再回美国，她也不知道。那个十年前盛行的“大厂美国梦”，在她这里已经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