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国内市场陷入困境的同时,全球对韩国内容的兴趣却达到了顶峰。”3月中旬一天下午,在釜山总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简称“影振委”)国际事业部部长金泳銶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一方面,这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现实。韩国电影已连续两年衰退,本土电影去年销售额骤降四成。投资锐减,开拍量下滑,四大连锁院线一年关闭了26家影院。韩国影振委官方证实:“韩国‘影院危机’成现实。”
另一方面,韩国影视在国际上春风得意。2019年和2020年《寄生虫》揽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四项大奖,成为获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语电影。2021年《鱿鱼游戏》剧集席卷全球,成为网飞(Netflix)平台播放量第一的内容。之后这几年,一部又一部韩国剧集和综艺,排着队登顶网飞榜首。
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韩国文化,一个更为瞩目的成就是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被首次授予亚洲女性作家,在国际流行多年的“韩女文学”,被授予极高的文学嘉奖。
而回到20多年前,韩国文化在全球可谓寂寂无名。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崛起,被称为“汉江奇迹”,世纪之交开始的文化崛起,不啻另一场“汉江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韩国人以亚洲的面孔、表情和语气,讲出了人类共通的故事?
3月8日,韩国首尔一家影院内,许多观众购买《与王生活的男人》的电影票。图/视觉中国
韩国电影的关键先生
在韩国,影振委承担着韩国电影协会的职责,今年的“头等大事”,是把数百亿韩元的资金给到需要的剧组,把钱花在刀刃上。
金泳銶是影振委的资深人士,他2004年进入影振委工作,韩影崛起,他几乎全程经历。他记得21世纪初那些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制作量井喷,“几乎是只要有剧本,就能拍电影”。
当他望向窗外,能看见一尊高大的铜像,纪念的是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罗云奎活跃于一百年前,自导自演了里程碑式的《阿里郎》。当世的韩国导演中,如果未来要为其中一人铸像,会是谁?听到这个问题,金泳銶大笑起来,但几乎没有犹豫地给出答案:
“奉俊昊。”
在国际奖项上,奉俊昊已达到电影导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巅峰,但若要说他是当代韩影第一人,争议恐怕不小。金泳銶承认,这是一个“私心之选”。

左图: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的塑像。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20年2月9日,电影《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出席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图/视觉中国
首尔时间2020年2月10日上午,影振委办公楼里,当金泳銶路过休息室时,突然听到巨大的欢呼声。他往里一看,同事们正守着奥斯卡颁奖的直播,最重要的一项大奖刚刚压轴揭晓:最佳影片花落《寄生虫》。
那天,《寄生虫》在陆续摘得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三项大奖后,最终问鼎。而在前一年,《寄生虫》已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对于一部英语世界之外的电影,堪称奇迹。“见证韩国电影首次在美国斩获如此重磅的奖项,大家都深受触动。”金泳銶回忆道。
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毕业于社会学专业,其导演专业的训练,是在影振委下属的韩国电影艺术学院(KAFA)完成的。2000年,影振委设立面向商业电影的基金,奉俊昊转向商业电影制作时,恰逢基金启动,受益于此。
影振委办公楼位于釜山海云台,临近风景秀丽的海湾。一条小路对面,就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电影殿堂”。电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资料馆、图书馆等空间的综合体,平日,三三两两的观众,各自挑一部电影,在电脑前扫码观赏。而每当初秋的风掠过海面,这里就将铺上红毯,点亮聚光灯,釜山电影节拉开帷幕。
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6年。这一年,导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奉俊昊还在做编剧,而朴赞郁已经在筹备第二部电影。次年,李沧东拍出《绿鱼》,从作家转型为导演。即将托举韩影走向国际的一代创作者,几乎同时起步。
韩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闵奎东是奉俊昊的师弟,他们前后脚拍出电影首作。闵奎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韩国电影迎来宽松环境,电影振兴法颁布,资本涌入,机会突然多了起来。“以前是师带徒时代,先当十年副导演,你才有机会当导演。但突然之间,新人刚入行就有机会当导演了。”他说。不到30岁,他因为短片而被制片人相中,获得了执导一部恐怖片的机会。
朴赞郁最先成名。2003年,《老男孩》摘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那是韩国电影的关键时刻。此后,这批年轻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摘金夺银,从未间断。这些作品还很“年轻”,就已经成为当代经典。李沧东的《燃烧》上映于2018年,在一些榜单上,已经常常被奉为韩国影史最佳影片。另一部常常占据榜首的,是更“年轻”的《寄生虫》。

电影/剧集海报:(上排左起)《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1999年),《老男孩》(朴赞郁导演,2003年),《辩护人》(杨宇硕导演,2013年)
(下排左起)《燃烧》(李沧东导演,2018年),《寄生虫》(奉俊昊导演,2019年),《鱿鱼游戏(第一季)》(黄东赫导演,2021年)
《寄生虫》作为一部非英语影片,在奥斯卡获得空前胜利,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寄生虫》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时候,发表感言的是CJ集团的李美敬,她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在20世纪90年代,她就推动CJ投资好莱坞的梦工厂,布局海外长达二三十年。”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范小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致敬了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我上学时,学习的就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他还曾回忆,小时候,美军广播电视AFN每周五晚播美国电影,家人睡熟后,他总在客厅偷偷看。因为不懂英语,只能发挥想象去理解,但那些电影深刻影响了他。
那时,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也受到韩国人喜爱。美国和中国香港电影带给这一代韩国电影人的影响,是对于类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最简单的方法,先把观众都吸引过来,然后再放置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范小青将这种路径称为“创造性模仿”。
从模仿中,如何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韩国电影的真正奥秘。这个命题,早在奉俊昊之前,已经被另一位导演用一部电影探索出了答案。
“研究好莱坞,
但要做有国籍的电影”
1998年,导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间人,请求给新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写封信。他正在筹备一部新片,涉及南北关系,有情报部门内部场景。他发现,没人知道韩国情报部门内部长什么样,他想去实地参观,拍出真实感。
机要部门怎么可能向剧组敞开?但时代翻页了。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统金大中刚刚上台,情报院院长爽快答应了姜的请求。那时,韩国没有一把能发出真实枪声的枪械道具,剧组经过特批,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道具。当他们第一次用这批道具拍摄枪战戏时,逼真的枪声令全场沸腾。
1999年2月,这部《生死谍变》上映,首映日一票难求。同年《泰坦尼克号》在韩国上映,票房被《生死谍变》甩在身后。
拍摄《生死谍变》的同年,韩国文化产业正迎来巨变。这一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振兴法出台,次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应运而生。包含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被确立为21世纪韩国两大立国基础之一,与高新技术并列。
恰逢其时的《生死谍变》,获得了官方站台。《生死谍变》以崭新面貌,宣告一种新的韩国电影诞生,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姜帝圭导演带着团队一直在研究好莱坞大片的叙事,如何制造视觉奇观,如何让观众在享受奇观的同时,感觉事件与自己有关。”范小青与姜帝圭有过多次访谈,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转述了姜帝圭的创作心法。

小说作品:(左起)《素食者》(作者韩江,2007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2016年),《诅咒兔》(作者郑宝拉,2017年)
姜帝圭细致地研究了两年好莱坞电影,试图搞清楚秘诀究竟何在、能否复制。“不是追求其制作规模,而是追求那种有高度大众娱乐性的电影章法和风格,这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好莱坞的支点。我们要做有国籍的电影。”他说。
电影的技法是“术”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最能引发韩国观众共鸣的题材是什么呢?
姜帝圭探索出“类好莱坞”模式之后,一系列崭新面貌的韩国电影诞生。其中,2003年的《实尾岛》和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均突破千万观影人次,将韩影带入“千万时代”。对比韩国五千万人口,千万观影人次意味着轰动性的全民观影。
最初的这些爆款影片,都触碰了朝鲜半岛的南北问题,并借好莱坞经验,将民族叙事落地到普通人物的生离死别之中,激荡出普遍共鸣。票房证明了韩国电影行之有效的“道”,就是韩国民族的共同情感,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意识的那些主题。
但韩影的视野不止于此。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近处的历史,另一个韩国浮现了出来。他们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韩国现代化转型,聚焦于民众的血与泪,以及内心的不安。
“我们这一代导演在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中长大,之后又目睹了急速的社会变化,关注的核心,是个体与系统间的紧张关系。”闵奎东说。《薄荷糖》里的历史伤痕,《辩护人》里的挺身而出等,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里,个体如何生存,他们失去了什么,又想守护什么?
“韩国作家有可能得
诺贝尔文学奖吗?”
2024年10月的一个下午,釜山电影节举办期间,范小青去釜山一所大学做讲座。韩国大学生问她:“你觉得韩国作家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当然有可能。”范小青说。
“谁最有可能呢?”
“肯定不是男作家,而是一个女作家。”
“为什么?”
“因为最有可能的男作家是李沧东,但他早就不写了。”
教室里一阵笑声。没想到预言成真,当天傍晚消息传来,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1970年出生于光州的韩国女作家韩江。
那一刻,很多韩国人想起了8年前的另一个场景。2016年,韩江凭小说《素食者》获得国际布克奖。这是韩国文学第一次在世界主流文学奖项中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颁奖典礼上,她与译者黛博拉·史密斯携手领奖。这个画面象征着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秘诀:作者与翻译者并肩。
此后几年,韩国文学频繁出现在国际文学奖项的名单上。2022年,郑宝拉的小说集《诅咒兔》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2023年,老作家黄皙暎凭借《日暮时分》再次入围……
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全秀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5年,除韩江之外,被翻译出版数量最多的作家是郑宝拉,共有22部在海外出版,她的《诅咒兔》已有13个海外版本,李美耶、孙元平、赵南柱、朴相映等紧随其后。“这些作品大多要么获得了国际奖项,要么在全球范围内有很高需求。”全秀庸说。一个瞩目的现象是,韩国女性作家的集体崛起。
2018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全球爆红,成为“韩女文学”现象的起点。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在亚洲和欧美都引发热议。为什么韩国女性文学能跨越文化藩篱,被全球读者接受?全秀庸的解释是,短短几十年中,韩国变化迅速,矛盾也被高度压缩:代际冲突、阶层冲突、性别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在社会生活中密集爆发。“韩国文学描绘的冲突,其实是世界各地读者都能感受到的,只是它们在韩国被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激烈。”她说。
当人们谈到韩国文学的突破时,韩江仍然是最重要的名字。“韩江文学的根本立场,在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无限尊重、信赖与热爱,尤其是,她通过个体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尊严,凸显社会性暴力所蕴含的不公。”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名誉教授权宁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永恒,只有起伏,
抗衡危机的方式就是不断创作”
文学走出国界,依赖于翻译。权宁珉说,韩语属于小语种,找到优秀的译者一直十分困难。
世纪之交,每年翻译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只有十几种。200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应运而生,将韩国文学以精良的翻译推向海外,成为韩国的国家行为。截至2025年,翻译院已经资助了44种语言的2404种韩国文学出版物。
翻译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不直接指定书目,而是回应市场需求——海外出版社提交申请,经专家评审后决定是否资助。更关键的环节,是创办翻译学院,主动培养高水平翻译人才。一个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是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日暮时分》英译本,就是由翻译学院一对师生合作完成的。

釜山国际电影节主会场“电影殿堂”日常对外开放。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翻译院与影振委,以及旨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等机构,都成立在世纪之交“文化立国”的政策背景下。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保持“一臂之距”,提供支持,但不干预。
“文化可以分为艺术和产业两个方面。韩国尤其关注产业价值,从国家层面积极支持,这是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区别。”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北京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尹镐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支持,最终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在世界上发出了韩国的声音。
长久以来,韩国似乎一直在模仿别人的声音。朝鲜半岛自古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后来受日本殖民30余年,日本人撤退后,美国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力。
“小时候,我把《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翻来覆去地读,后来也读鲁迅,产生巨大的自卑感: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与中国浩瀚的历史相比,韩国太小,没有古典(文艺)可看。日本呢,有索尼、松下等等各种国际品牌,而我们很小、很弱,我感觉有巨大缺失。”闵奎东说。
这种缺失感,后来转化为创造的动力。今天的文化崛起,为韩国人带来自信。
3月的一个晚上,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EMU艺术影院,两个小型影厅里,正在放映《情感价值》和《哈姆奈特》,都是去年在全球风头正劲的艺术电影。这家小小的影院,最近还在重映《一一》《德州巴黎》等老片。连锁院线里,本月还在放映《罪人》《弗兰肯斯坦》《哪吒2》等全球热门影片。3月是奥斯卡颁奖季,釜山电影殿堂正在举办影展,放映12部入围奥斯卡的新片,海报悬挂在街头。
韩国与世界文化保持着高度同频。韩国影视界的内在,也发生着呼应时代的变化。
金泳銶提供的数据显示,30亿韩元成本以上的项目中,女性导演比例约为13%,有三成编剧和制片人是女性。这些数据都在上升。“高预算商业电影过去倾向于男性主导,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金泳銶说。
3月,以韩国文化为背景的《K-POP: 猎魔女团》,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去年,韩国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Maybe Happy Ending)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音乐剧,完全舶来的舞台艺术,韩国人居然拿到顶级大奖,可见韩国的内容产业已经遍地开花了。”范小青说。
闵奎东清醒地看着这一切。“韩流”确实给世界供应着多巴胺和爽感,但如果停滞下来,观众会立刻离开,寻找新的乐趣。“没有永恒,只有起伏。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进化,抗衡危机的方式,就是不断创作。”
作为横跨东西学界的韩国文学学者,权宁珉也很冷静,即便拥有诺奖,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他说,与日语、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韩国文学在学术领域的立足才刚刚起步。
这股韩国文化浪潮还能激荡世界多久?“那部音乐剧的名字或许是个隐喻,”范小青说,“Maybe Happy 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