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一国党的澳洲人，都是谁？为什么？

值得一读

近期南澳议会选举结果正式坐实了一国党在澳洲的政治影响力。

近期关于一国党为何支持率突然飙升的文章很多，

而近日由澳洲知名政治评论员Kos Samaras发表在AFR上的评论文章，

则是堪称相关议题上的一篇佳作，值得一读。

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

人们的不满不再只是零星爆发，而是变成一种长期结构性情绪。

对澳洲来说，这个时刻来得很安静。

也许就在最后一家汽车工厂关闭、房贷开始吞噬家庭大部分收入的那段时间。

一国党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一个边缘政党逐渐成长为能够影响州和联邦选举格局的政治力量，

这并不只是Pauline Hanson个人的故事，

而是过去近二十年间，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现实。

这段变化，可以追溯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虽然澳洲并未像美国或英国那样遭受重创，

但由此形成的一种判断却影响深远：

既然经济体系 “扛住了” ，说明整体路径没有问题，

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人群，也终将自行适应。

但现实并非如此。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制造业。

2016年前后，福特、丰田、Holden相继关闭在澳洲的本土生产线，

直接岗位减少约3万个，供应链上相关岗位更是数倍于此。

这些岗位并不集中在市中心，

而是分布在Geelong、阿德莱德北部、Broadmeadows等地区，以及维州各类工业城镇。

这些地方，往往依赖单一产业支撑。

一旦工厂关闭，不只是就业消失，整个社区的经济结构也随之瓦解。

类似的情况随后出现在林业、钢铁、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

许多拥有TAFE学历或技能证书的工人，原本拥有稳定职业，

但在产业调整中逐渐被边缘化。

这些岗位集中在传统 “安全选区” ，长期被澳洲两大政党视为 “稳固票仓” 。

结果是，一种 “被忽视” 的情绪逐渐积累。

在政治层面，资源更多流向摇摆选区，

而外郊和区域城市的发展长期滞后。

以墨尔本西部的Melton、Wyndham、Hume等地为例，

人口快速增长，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跟进不足。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也在变化。

稳定的全职岗位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用工和零工经济。

这类工作缺乏稳定收入、带薪休假和养老金保障。

对于中年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他们原本遵循 “读书—工作—买房—养家” 的路径，

却发现体系本身已经改变。

住房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压力。

过去十多年，房价持续上涨。

“不买就被甩在后面” 的预期推动大量家庭在能力边缘举债购房。

低利率一度让这种模式勉强维持，

但随着2022年后加息周期启动，不少家庭的还款压力迅速上升。

在一些外郊地区，房贷支出已占家庭收入的40%甚至更高。

对于仍在租房的人群，租金上涨则让 “存首付” 变得几乎不可能。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同样加剧了压力。

外郊和区域地区全额报销服务减少，

全科医生预约周期拉长，慢性病负担更重。

在这一连串变化叠加之下，生活成本问题逐渐成为主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国党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

并不一定因为其政策有多完善，而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长期被忽视的情绪：

有人愿意承认问题存在，并指出责任。

对许多选民来说，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长期经历之后的一种选择。

摆在澳洲政治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应对一国党的崛起，

而是两大主流政党是否仍然能够真正理解，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