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26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站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讲台上,抛出了一个让整个印太地区为之震动的论断:
“澳大利亚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
最具威胁性的战略形势。”
这不是议员式的夸张修辞,紧随着这句话公布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十年防务支票——到2033年,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将飙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
未来十年额外投入530亿澳元,仅未来四年就要多花140亿澳元。
澳洲用一种近乎战时动员的姿态告诉世界:历史的阴影正在逼近,而这一次,澳大利亚不愿再做后知后觉的旁观者。
如果将马尔斯的话剥去外交辞令,内核只有一个:今天的全球局势,像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那个山雨欲来的世界。
是什么让一个远离全球冲突中心数十年的“幸运之国”,突然开始用二战的语言来定义当前的战略环境?
准则崩塌
马尔斯在演讲中给出了一条清晰到令人心悸的逻辑链:“曾经约束武力使用和军事胁迫的国际准则正在不断瓦解。” 这正是澳大利亚将当下类比为二战前夜的首要原因。
历史上,二战爆发绝非希特勒上台才骤然成形。它根植于国际联盟的失效、《凡尔赛条约》体系的崩塌,以及对领土扩张和武力胁迫行为的一再绥靖。
当日本关东军悍然入侵中国东北,国联除了发表谴责报告外几乎无能为力;
当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西方列强制裁半心半意;
当纳粹德国一步步撕毁条约重整军备、进驻莱茵兰、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社会的主体反应是沉默和退让。
规则不再具有约束力,武力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通行货币,这便是二战的序曲。
在澳洲政府看来,同样的剧情正在当下以不同的面孔重演。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公然改写欧洲边界,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否决权陷入瘫痪;中东地区冲突外溢,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频繁用无人机和导弹挑战主权国家,传统的冲突法框架几乎被掏空。

在印太,军事摩擦和经济胁迫也层出不穷。用马尔斯的话说,曾经约束武力使用的准则正在不断瓦解。
这种瓦解的直接后果,是让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感到前所未有的赤裸与脆弱。当规则不再保护弱者,唯有自助和武力威慑能够保障生存,这正是1939年留给世界最惨痛的教训。
新战争形态的降临
如果说大国博弈提供了“为什么现在”的宏观解释,那么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的日常画面,则给了澳大利亚会怎么打的微观恐惧。
周四发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特别强调,其投资组合吸取了从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中吸取的教训。

在乌克兰平原和中东的荒漠上空,价值数亿美元的坦克和防空系统,往往被几百美元成本的穿越机(FPV)摧毁;商业卫星和廉价无人机让战场完全透明,大型装甲集群在集结阶段就可能被远程火力歼灭。
关键基础设施、港口和通信节点成为首先要摧毁的目标,后方与前线之间的界限消失殆尽。这是一场彻底改变规则的战争形态。
而其对澳大利亚的刺痛在于,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我们:
未来可能的冲突,
不会给任何准备不足的国家
留出适应期。
二战爆发前,波兰骑兵仍在演练马刀冲锋,法国迷恋巨大的马奇诺防线,整个世界对于闪击战和航母编队颠覆海陆战场的速度毫无准备。
澳大利亚深知,如果今天再不据此调整,未来将重蹈当年准备于过时战争的覆辙。
因此,新的国防战略才将大量资金泼洒向一个特定方向——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

声明详细列举了优先投资领域:
扩大陆地、空中和海上自主及无人系统的应用;部署反无人空中系统以保护澳大利亚的设施、活动和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具有弹性和安全性的多轨道卫星通信系统。
从可消耗的蜂群攻击无人机,到保护本土基地的反无人机屏障,再到确保战时空天通信不被切断,这一切架构都是在为应对一种高强度、多领域、技术急速迭代的新式冲突做准备。
战略转身
将镜头拉远,澳大利亚这次几乎改写国家财政规则的国防跃进,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从和平红利享受者向战时体系构建者急剧转身的缩影。
仅仅两年前,澳洲的计划还温和得多:原先政府的目标是到2034年中期将军费开支缓慢提高到GDP的2.4%。
而今,这一目标被直接拔高到2033年实现3%,且计算方式已向北约标准看齐,将养老金等国防相关公共支出也纳入其中,以便更真实地反映防务投入规模。
这个转向的背后,是战略哲学的根本改变。
自2022年5月工党政府上台以来,澳大利亚就在有意识地将国防态势从外向投送,调整为紧贴本土的区域拒止战略。
用通俗的话讲,澳大利亚不再去想远方打仗,而是致力于在自家门口构筑一道让任何对手都难以逾越的防火墙与侦测网。
而这恰恰是二战初期的反面教训——当时澳大利亚过于依赖英国的新加坡基地,将防线远远摆到几千公里之外,结果日军南下时脆断瓦解。
今天,区域拒止的核心正是依靠长程导弹、智能水雷、无人潜艇和无人机群,在本土周边数千公里内建立多重杀伤链,拒敌于门槛之外。而这套体系的关键补充,是根据“奥库斯”协议将在2030年代交付的核动力潜艇舰队。
这份声明中提及的对西澳大利亚亨德森造船厂数十亿澳元的升级改造,正是为未来停靠、维护这些深海巨兽,以及建造最上级护卫舰做准备。

结语
规则崩塌的焦虑、邻近扩张的压迫感、现代战场的残酷启示以及本土化的拒止战略,共同拼出了澳大利亚眼中那幅“类二战”的世界图景。
这并不意味着堪培拉当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呼之欲出,而是说,他们判定当今战略环境的危险程度、复合性与变数,已超过冷战以来的任何时期,唯有二战前的动荡可资相比。
正如马尔斯在演讲中所传递的那种深层恐惧:冷战虽险,尚有两大阵营间的恐怖平衡和明确红线;而今,红线上挤满了灰色地带,威慑对象不再是手握核按钮的少数领导人,而是难以预测的多极博弈、技术新贵和不断擦边的试探。
因此,当马尔斯说出那个“3%”的数字,并坦承这其中一部分资金将通过出售高价值国防房地产来筹措时,这相当于一个国家在典当一部分和平时期的奢侈品,来换取生存的硬件。
无人系统新投资估算在20亿至50亿澳元之间,这是对乌克兰课堂上交的学费。增加的大部分支出被计划放在未来十年的后半段,表明这将是一场需要耐力和社会共识的马拉松,而非短期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