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手撕奥特曼：伴侣是“间谍”、嗑药和“私通”扎克伯格……AI“神仙打架”、全美家长却在“掀桌”

马斯克手撕奥特曼：伴侣是“间谍”、嗑药和“私通”扎克伯格……AI“神仙打架”、全美家长却在“掀桌”

2026年4月27日，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一场足以载入科技史册的诉讼正式拉开序幕。埃隆·马斯克发起诉讼，将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推上被告席。

马斯克方指控奥特曼，背弃了他早期投资的 4500万美元是基于“非营利、开发安全AGI造福人类”的契约，在奥特曼在获得技术突破后，将其私有化并变成微软的附庸。马斯克要求撤销现有的商业架构，追回高达134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并将其重新拨付给非营利性机构。

奥特曼方则辩称，根本不存在马斯克口中所谓的 “契约”，马斯克当年的资金是税收减免的慈善捐赠而非投资，如今起诉只是因为马斯克创办的xAI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他的“酸葡萄心理”。

开庭当天两人在通过安检时前后仅相隔约 15分钟，马斯克在安保簇拥下率先步入大楼，随后而至的奥特曼则与其分坐法庭两端，全程零眼神交流。

两位依次到达法院

为了应对这场涉及 1340亿美元索赔的复杂民事纠纷，法院特意从大湾区筛选了比普通案例多出三倍的候选人，最终组建了一支9人陪审团。法官明确向这9名陪审员强调，此案的核心不在于高深的技术专家意见，而在于去裁定被争议的事实真相。

几天庭审，爆出了很多劲爆内幕，让公众看了商战内部大乱斗的好戏。

法院外的群众们一视同仁 “鄙视”两位科技大佬

内幕比商战精彩

被告律师上来就啪啪打脸马斯克，展示了几封 2017年的邮件记录显示，马斯克在当时不仅参与了相关讨论，甚至主动提出过一种“营利与非营利并行”的混合结构设想。OpenAI的律师试图通过这些文件证明，马斯克本人曾是这种商业化转型构思的参与者，而非他诉状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被完全蒙在鼓里、被动接受背叛的捐赠者。

面对这一证据，马斯克倒也不慌，在法庭上回应称，这些邮件内容仅属于初创阶段常见的 “头脑风暴”，并不代表他达成了任何正式的承诺或法律协议。他主张，在探讨公司未来的生存路径时，提出多种假设性方案是正常经营行为，不能将其等同于放弃非营利初衷的契约。

除此之外， OpenAI的辩护律师在质证时展示了一系列短信，揭露马斯克即使在2018年退出董事会后，依然通过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员工希冯.齐里斯（Shivon Zilis）获取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插播一句，从2021年到2025年，希冯·齐里斯和马斯克生了四个孩子，双方不是彼此的男女朋友，而是共同抚养孩子的partner关系）

在一段 2018年2月的对话中，齐里斯询问马斯克是否应该继续“保持亲近以确保信息流向你”，马斯克直截了当地回答“是”。马斯克被指控在OpenAI内部安插了一名“影子顾问”，一边利用这些内幕信息试图为特斯拉挖墙脚，一边在台前维护着自己作为“被背叛的捐赠者”的人设。

此外，马斯克嗑药的事情也被拿出来说事。

辩方提交的证据显示，马斯克与 OpenAI的多项核心沟通发生在他参加“火人节”期间，马斯克 在此期间曾 使用氯胺酮 。 律师暗示其在药物影响下可能无法清晰记忆或达成有效的法律契约。 而 马斯克对此坚称，他使用药物是基于合法的医疗处方用于治疗抑郁症，并非如辩方所暗示的狂欢滥用 。

火人节， Burning Man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运动及年度社区聚会，其核心是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建立一座名为“黑岩城”的临时性城市，通过八天的集体实践，探索社会组织与艺术表达的替代模式

法官最终裁定限制对马斯克服药细节的过度深挖，认为除非能证明药物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认知失常，否则这些信息属于误导性证据 ，算是 “帮”了马斯克一把。

不仅马斯克嗑药的事情被辩方拿出来做文章，他和扎克伯格的 “私通”的短信也被公诸于世。

奥特曼方出示一组 2025年2月的短信对话 显示 ： 当时正在负责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收到了扎克伯格的主动示好。扎克伯格在短信中对 效率部 的进展表示赞赏，并询问是否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地方。马斯克在回复了一个红心表情后，紧接着便询问扎克伯格是否有兴趣与他一起竞标收购 OpenAI的知识产权。

这段对话让 OpenAI方抓住把柄，认为马斯克一方面在法律上维持着“捍卫非营利初衷”的崇高人设，另一方面却在私下试图拉拢竞争对手共同瓜分OpenAI。

这场诉讼预计还要持续三周，接下来微软也被要求下场应战，届时恐怕会有更多隐秘被翻到台面上。目前 “鹿死谁手” 还很难说，但这场官司 让我们普通人看到了 这些科技大佬在镜头外的另一副面孔。 他们挂在嘴边 所谓的 “改变世界”，背后往往交织着极度世俗的权力和利益博弈，而这场竞赛背后搅动的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

“神仙打架”、家长“掀桌”

当硅谷的大佬们在法庭上为千亿美金的归属权撕破脸时，美国各地的家长们已经在 “掀桌”反对电子屏幕、AI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教育资源毁掉自己的孩子。

关于家长担心科技产品 “毁掉”孩子的声音一直都有，但最近几年会越来越密集，而目前这种情绪正在以空前集中的形式爆发。

在过去十年（尤其是疫情期间），联邦政府拨付了约 1900 亿美元（ESSER 基金）用于弥补数字鸿沟，很多学区达到了“学生均一台设备”（1-to-1 ratio）的水平。在2020年之前，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学区实现人手一台电脑；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暴增至 90% 以上。

尽管硬件普及了，但阅读和数学成绩在后疫情时代并未出现预期的反弹，甚至在某些严重依赖软件教学的地区有所下降。

根据 NAEP 2024最新数据显示：

在美国基础教育中，阅读是最明显的下滑领域。 2024年四年级和八年级阅读成绩继续下降，并且较2019年疫情前水平累计下降约5分左右。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州在阅读上实现整体回升，同时低于基础水平的学生比例升至历史高位；

数学表现略有分化：四年级数学相较 2022年有轻微回升，但仍低于疫情前；八年级数学基本停滞，并比2019年明显更低。整体来看，改善主要集中在中高分群体，而低分群体持续弱化，导致学习差距扩大。

在高中阶段，问题更突出： 12年级阅读与数学均低于疫情前水平，其中数学已接近二十年来低点，阅读也处于长期低位，基础能力不足的比例持续上升。

成绩普遍降低并不一定全部都是电子屏幕和教育软件的 “锅”，其中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但2020年后，有两个变化值得重视：

一方面，三个同时发生的变化：学校设备密度上升（ Chromebook、iPad、人均设备接近普及），课堂软件化程度提高（在线作业系统、AI辅导平台、数字课堂），阅读与数学成绩下降或停滞。

另一方面，一些学区在疫情后大规模引入 1:1设备（每个学生一台设备），另一些地区则限制屏幕时间或延迟数字化。比较这些地区后发现：设备密度更高的学校，阅读理解和专注相关指标下降更明显、数学影响较弱但仍呈负相关、影响在低年龄段更显著（小学 > 初中 > 高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虽然不能把电子屏幕和教育软件的泛滥使用与学生成绩下滑直接挂钩，但有负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3个月内观看了超过13,000，

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猫鼠游戏”

更让家长担忧的是，不仅孩子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因为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优势，因为学校的数字监管问题，还给一些孩子造成了巨大的成瘾和心理问题。

安洁莉卡 ·帕切科（Angelica Pacheco）的儿子在迈阿密公立学校就读。她查看了学校发给儿子的设备记录，发现他在三个月内观看了超过13,000 个 YouTube 视频。这些视频大多是游戏解说，孩子在课堂上、在家里，甚至在应该写作业的时候都在看。当她试图限制孩子使用设备时，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攻击性和成瘾戒断症状。

统计显示，尽管 90% 以上的美国学区都安装了内容过滤器，但YouTube 依然是学生访问量最大的网站。许多学区为了方便老师播放教学片，会将 YouTube 设为“部分允许”。

学生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漏洞，通过教育类视频的 “关联推荐”栏跳转到娱乐内容。这种家长限制、孩子总能找到破解的“猫鼠游戏”让亲子关系疲惫不堪。

所以，现在犹他州、纽约、加州等多地家长们开始发动了 “反技术”运动，这一运动并非要求完全禁用电脑，而是要求“适度”和“有意义”的数字使用。

反对电子设备在学校过度使用的 school beyond screen 抗议活动正在加州全面铺开

家长们不再满足于 “为了技术而技术”，他们提出了下述三点精细化的要求：

l 透明度： 到底学校签了哪些技术合同？这些软件如何收集和处理孩子的隐私数据？

l 审计： 评估这些昂贵的电子产品是否真的提高了教学质量？

l 回归传统： 要求增加纸质教材的使用，恢复更多的手写练习、面对面讨论和体育活动。

这届家长的认知正在转变。过去，我们认为，科技一定能带来进步，尤其是投射到教育上，孩子能够借助先进的产品和软件更高效、全面地吸收人类智慧的结晶，让稀缺的信息和资源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属，而是成为人人唾手可得、武装自己大脑的工具。

但现实的发展逐渐脱离家长预期，孩子在吸收智慧结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被糟粕吸引、而科技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不仅不会对内容监管和提纯，甚至还会特意设计成成瘾机制，让青少年 “上头”，在他们认知和心理都尚未成熟时，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不可挽回的悲剧。

当马斯克和奥特曼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都在标榜自己才是那个为了人类未来的 “救世主”，可我们下一代目前所展现出倒退、脆弱和“病态”让更多人意识到，大佬们关心的从来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统治未来的是不是自己”。

我们曾以为给孩子发台电脑是抹平鸿沟，结果却在无意间给算法收割孩子的心智、注意力开了大门。未来的社会可能不再是以贫富分线，而是以 “专注力”分线。当普通家庭的孩子沉浸在学校发的那台笔记本、手机、各种数码学习软件，以为自己正在“寓教于乐”时；那些科技大佬、硅谷的高管们、那些真正看透了算法逻辑的精英，却严格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延迟孩子拥有手机和电子设备的年龄。

从我们熟知的比尔 .盖茨的孩子14岁左右才被允许拥有手机、扎克伯格在采访中提到会制孩子用于娱乐目的的屏幕时间、到 S napchat联合创始人Evan Spiegel、Reddit联合创始人Alexis Ohanian也被多次报道在家庭中严格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将娱乐性屏幕时间压缩到非常有限的范围，或者延迟智能设备的接触年龄。

我们无从验证和追踪这些科技大佬的孩子们屏幕使用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学业上升或跌落的因果关联；无从判断这是他们安慰普通民众的的说辞、还是真正所为。但许多研究和数据已经向我们揭示：涉及到教育的科技产品，不会只是蜜糖，而是一把切切实实的双刃剑，如果作为引导人父母无法驾驭，那么只会单纯归罪于孩子的意志力、品性是不公平的。

从互联网时代走向 AI时代，孩子真正拉开差距的关键，并不在于同辈之间的竞争，也不在于谁更快掌握各类人工智能工具——这些能力在未来更接近基础技能，而非优势来源。

更隐秘的竞争在于，在良好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下，谁的孩子能够在高度算法化的信息环境中不被推荐机制、不被算法产生的信息茧房、不被抢夺注意力的结构设计所控制；仍然能够保持对当下的专注，以及独立的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