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判金建希有罪之后：一位韩国法官的孤独落幕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8日，韩国首尔，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的支持者在街道上观看前第一夫人的庭审直播。

从全斗焕、卢泰愚被审判，到李明博、朴槿惠被送进监狱，再到尹锡悦被弹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最后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很早就被嵌入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运作之中。在政治对立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公众通常更倾向于接受法院判决结果本身。但在高度极化的语境中，司法裁决更容易被置于政治框架之下，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阴谋论叙事。

“判处金建希的法官死了？好可怕……”2026年5月6日上午，韩国网络社群中广泛流传这样的帖文。

在韩留学生梁静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社群上的讨论帖，其中不少疑问指向法官的死因。其中一条写到：“是自杀还是谋杀？这得查清楚。”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6日凌晨1时许，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55岁的法官申宗旿被发现身亡。

警方在申宗旿衣物中发现遗书，其中写道：“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

8天前，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希案进行二审宣判，部分一审无罪判决被推翻，量刑增至4年。对此，金建希一方不服，称将继续上诉。

而改判金建希有罪的，正是自杀的申宗旿。

一起涉政治人物的敏感案件刚刚宣判，法官就发现自杀死亡。紧密衔接的时间点，让事件迅速进入公共舆论视野，并引发诸多猜测。

韩国首尔大学法学院姜光文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在政治对立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公众通常更倾向于接受法院判决结果本身。但在高度极化的语境中，司法裁决更容易被置于政治框架之下解读，进而引发对“是否存在偏袒”“是否受到外部影响”等问题的质疑，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阴谋论叙事。

“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政治化是韩国社会的一种缩影。”姜光文总结。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4日，韩国首尔，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参加腐败指控的首次庭审。（视觉中国/图）

杰出法官坠亡

“在韩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能当法官。”姜光文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韩国高难度的司法考试体系下，只有成绩最优者才有机会进入司法系统。

近年来，韩国引入美国法学院（law school）制度，虽然选拔路径有变，但进入法学院及其后的法官之路依然竞争激烈。经过严格筛选后成为法官的群体，往往是同龄人里的“尖子生”。

此次自杀身亡的申宗旿也不例外。

据公开披露，申宗旿出生于韩国首尔，毕业于韩国三大名校之一首尔大学的法学院，是前总统尹锡悦的学弟。

毕业后，他先后在首尔地方法院、蔚山地方法院、大邱高等法院任职，并曾担任被视为法院内部精英岗位的大法院（最高法院）审判研究官。

2023年，申宗旿被首尔律师协会评选为“杰出法官”。业内普遍评价他是一名坚守原则、工作勤恳同时沉默寡言的法官。

2026年2月，申宗旿刚调回首尔高等法院本部刑事庭，就接手了金建希首案二审这一“烫手山芋”。这场审判也成为他生前处理的最后一起案件。

4月28日，延宕数月的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希案”迎来二审判决。主审法官正是申宗旿。

法院推翻了一审中的部分无罪判决，认定金建希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等罪名，将刑期从一审的1年8个月加重至4年。

同时，法院还判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

两天后，金建希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另一方面，“金建希特检组”依然认为量刑不够。5月4日，特检组再次就判决提出抗诉，此前特检组提出要求将刑期加重至15年。

5月6日凌晨1时许，申宗旿被发现自杀身亡。

在韩国网络社交平台，很多帖文猜测，申宗旿可能在审理金建希案件中遇到了外部压力。但据警方初步调查结果，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法官是一个注定孤独的群体。韩国法官以此来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姜光文指出，韩国法官传统上被视为精英法律群体，其制度设计强调法官依据宪法、法律以及个人良知作出独立裁判，每一位法官在制度意义上均被视为独立的司法个体。

“但是，因为频繁引发争议的政治案件，法官对自身职业定位开始动摇。”姜光文解释，近年来，韩国涉政高敏感案件增多，法官在工作负荷、舆论环境等方面受到明显的压力。同时，公众对法院审判的信任也开始动摇，甚至对传统认知中“知识精英与司法独立”产生怀疑。

“我不认为这是好事，相反我有点儿担心。”姜光文说。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5日，韩国检方决定重新调查“金建希案”。图为当日首尔高等检察院大楼。（视觉中国/图）

政治对抗中的法庭

自2025年8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逮捕令以来，金建希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案件进入审理后，检方与金建希一方的博弈更加激烈。

每当“金建希案”宣判，韩国舆论场都分为尖锐对立的两派。以检方为代表的阵营认为判决过轻，尤其未能充分追究金建希干预国政的责任。而右翼和尹锡悦夫妇支持者情绪激动地指责“政治迫害”“有罪导向认定”。

2026年1月，金建希在一审判决中获刑1年8个月。两天后，“金建希特检组”发表声明称，一审判决中对无罪部分的判断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对有罪部分的量刑也“过于轻微”。

对前总统夫人穷追猛打，反映了韩国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

“在大陆法系传统下，韩国的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掌握着侦查权和起诉权，权力远超英美法系国家。近年来，韩国检察改革试图改变这一格局，但制度遗产仍然很深。”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晓蕾解释，1987年韩国民主化改革后，检察机关也向来是“清算前任执政者”的主要工具。

从全斗焕、卢泰愚被审判，到李明博、朴槿惠被送进监狱，再到尹锡悦被弹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最后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很早就被嵌入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运作之中。

在这种格局下，2017 年朴槿惠弹劾以来，每一次政权交替都伴随着对前任阵营的刑事追究和检察核心人事的大规模重组，司法承受高度的政治冲突压力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李在明执政后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也成为本案的背景。

“在韩国，检察院和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姜光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韩国社会中，一般认为法院是司法机关，而检察院隶属于法务部。但是，检察官和检察院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也可以提起抗诉。韩国检察院改革以前，检察官辞职后可从政。

一直以来，改革派希望通过削权、分权、抑制“由检转政”等方式，尽可能切断检察系统与政治的“裙带”。近期，韩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内乱专门审判部、新设法律歪曲罪、增加大法官名额等，推进法院行政机构的改组等。

不过，这些新政又带来了新问题。

“可以说，这些措施把政治斗争的前线直接推到了法官个体身上。”周晓蕾指出，尤其是“法律歪曲罪”这一项，意味着法官作出的判决，有可能成为追究其刑责的依据，这对整个法官群体都会产生寒蝉效应。

5月6日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质询中，国民力量党议员罗卿瑗向韩国法务部长郑成湖发难。她称韩国现在已经成了“恐怖社会”，并质问“法官、检察官还能活下去吗”。

更麻烦的是，本该高度独立的法庭，又被卷入了韩国政坛尖锐的党派斗争和极化社会风暴中。

周晓蕾解释：“当前韩国不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倾向于把符合对方阵营期待的法官看作‘有政治色彩’‘需要被问责’，把符合己方阵营期待的法官看作‘应当保护的同志’，这就让‘司法独立’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尹锡悦被弹劾之后，这种极化更加明显。”周晓蕾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一个法官无论作出怎样的判决，都会被赢的一方称为“司法独立的捍卫者”，被输的一方批判为“政治化判决”。

总而言之，工作在一线的公务员、调查官和法官，不论立场倾向如何，都被夹在两股方向相反、强度极大的政治压力之间，并且缺乏免于压力的制度保护空间。

当地时间2025年8月6日，韩国首尔，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希（中）抵达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视觉中国/图）

站在风暴中央

除了政治压力外，韩国法官的压力来源还指向行业痼疾与社会舆论。

据媒体报道，韩国法官人数仅有三千多人，但每年诉讼案件超过100万起，每位法官每年要处理300至400起案件。这一数字是德国的五倍，是日本的三倍。由于工作量过大，加上薪酬偏低，离职法官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过劳死的情况。

“舆论以及政治压力，应该是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韩国律师事务所讼知律师裴成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韩国法官的工作量一直都很繁重。如果说过去只需要专注于法律与事实判断，如今对于那些成为媒体焦点或受到政治高度关注的案件，法官已经很难完全不去在意社会舆论，因此也会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

裴成权观察发现，韩国社会对于“司法政治化”的讨论正在增加。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针对政治人物的调查及刑事审判大量进行，甚至出现了司法机关对部分政策决定进行审查或制衡的情况，司法部门与政治议题之间的关联性也变得更加明显。

“即便是普通国民，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也会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开案件内容，公开法官姓名，或在法院前举行示威等方式表达不满。”裴成权说。

在韩法律系留学生夏鑫鑫观察发现，近年来，越是和政治有关的案件，法官的个人和家属受到攻击的事例也很多。韩国社会对于法官的信任度也在下降。这也反映在韩剧中法官形象的变化。

“比如，当前韩剧里的法官形象并非完全正义。有怕舆论的，怕惹事的，想要讨好上层的，贪污的，为了成为大法官而不择手段的。”夏鑫鑫说。

居高不下的诉讼量也是法官压力的一大来源。

“韩国是三审终审，这和中国不同。”姜光文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尤其是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案件时，由于涉及人物很多，有很多材料，导致积压了很多业务量。每一位担当敏感性案件的法官都面临着巨大压力，法官也有很多别的案子要处理。“遇到这些敏感且复杂的大案，法官压力很大，可以说身心俱疲。”

此外，相较于日本等其他东亚国家，韩国社会在1980年代民主化之后，纠纷解决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诉讼而非调解或和解机制完成，司法体系在社会冲突中的“承载功能”更为突出。在案件结构上，韩国刑事案件与经济类纠纷（如诈骗、金融与合同纠纷等）数量相对较高，进一步加重了法院系统的审理负担。韩国一审、二审乃至大法院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在高诉讼倾向社会结构与有限司法资源的共同作用下，案件积压与审理压力已成为结构性问题。

另外，韩国近期特检法引入“633”原则，要求侦查、一审、二审分别在 6 个月、3 个月、3 个月内完成。周晓蕾说：“这一立法快审条款的本意，是防止重大政治案件被无限期拖延，但代价是被指派审理这类案件的法官工作压力骤增。”姜光文说：“特检法会给法官带来强烈的工作压力，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法官会离开法院系统，辞职去做律师。”

裴成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最优秀的法律人才通常会优先选择成为法官；但如今，选择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作为职业方向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加。

而且，即便法院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不同政治阵营也会基于各自利益，对判决内容作出不同解读。这也意味着，在司法逐渐政治化的现实下，韩国社会对于判决结果的信任度不可避免地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