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4日,一架以色列空军C-130降落在肯尼亚内罗毕。机舱里躺着约纳坦·内塔尼亚胡的遗体——他在恩德培机场人质营救行动的最后一分钟被狙击手击中胸部。被抬下飞机时,他的弟弟本雅明正等在那里。
恩德培行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胆的军事壮举——4000公里外长途奔袭,救出100多名人质。它本是一个纯粹的国家骄傲时刻。但指挥官阵亡,让这份骄傲染上了悲壮的底色。
约纳坦——全以色列叫他”约尼”——成了国家英雄。他的遗照出现在邮票上、街道命名中、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显要位置。
而他的弟弟本雅明,从此拥有了一个政治人物最不可复制的叙事资源:为国家牺牲的英雄的弟弟。
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约尼在恩德培死去的方式——站在突击队最前方第一个冲进去,吸引了大部分火力——后来会被本雅明提炼成一整套政治哲学:以色列必须站直,必须打回去,永远不能被动地等待屠杀。
个人悲剧、国家命运、安全哲学——在他那里,三者熔于一炉。这不是修辞,是他政治人格中最核心的连接点。
一、父亲的儿子
内塔尼亚胡生于1949年,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年。他不是建国那一代人,他是”建国一代的子辈”——没有经历流亡和灭绝营,但父亲那一代人的记忆和信仰像基因一样遗传给了他。
他的父亲本锡安·内塔尼亚胡是修正派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师从并追随泽维·贾鲍京斯基。贾鲍京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铁墙”理论:犹太民族不能依赖任何人的善意,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是结构性的,无法调和;和平只能来自阿拉伯世界确信犹太人不可能被武力摧毁——在那之前,任何谈判都是浪费时间。
本锡安一辈子研究西班牙犹太教史,但他的政治信念比他做的学术更坚固:他不信阿拉伯人的和平姿态,不信联合国的保证,不信美国的长期承诺。能信的只有犹太人的力量本身。

铁墙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就是在这种思想混凝土里长大的。他不是从教科书里学到”世界抛弃了我们”——他在饭桌上听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塔尼亚胡没有创造任何新的意识形态。他继承了一整套话语——比工党本-古里安的传统更右、更硬、更不相信和平的可能性。他的创新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传播。他把这套老派修正派的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变成了能在电视时代赢得选票的大众政治技术。
二、两段人生:美国与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的少年时代在美国费城郊区度过。父亲在那里教书,他上美国高中,说英语比说希伯来语更自然。他后来回忆说,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自己是一个”在非犹太环境中长大的犹太人”——这意味着他早就学会了在异质文化中捍卫自己的身份。
成年后他回到以色列参军。这不是选择——全民兵役。但他进了最顶尖的部队:总参谋部侦察部队(Sayeret Matkal),以色列的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他参与了1972年萨贝纳航班劫机营救等多次高风险行动。服役记录是”优异”的。
但约尼在同一支部队里走得更远、更高——成了指挥官。兄弟之间的竞争,在公开话语中很少被讨论,但它确实存在。而约尼在恩德培的牺牲,让这场竞争永远地结束了——留给弟弟的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位。
兵役结束后他回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学学士,管理学硕士——论文写的是以色列的反恐战略。然后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短暂工作过。
这段履历在1990年代的以色列政坛中是独一无二的:
最精锐部队的战斗经历 + MIT学位 + 国际咨询公司背景 + 联合国大使任上的媒体历练(1984-88年驻联合国大使)。加上流利的美式英语和在镜头前的绝对从容。
他不是传统以色列政治精英——不是在基布兹长大的工党前辈。他和他们没有一丝相似之处。他是一种全新类型:全球化、媒体化、以安全为绝对信念、以美国为第二母语。
这种”新”尤其体现在他的政治操作方式上。以色列老一辈的政治家——果尔达·梅厄、贝京、拉宾——权威来自党内根基、战功和资历。内塔尼亚胡的权威来自电视屏幕。他不是党内层层选拔出来的——他是跳过层级直接对公众说话的。这在后来的政治中成了常态,但在1990年代是颠覆性的。
三、1996年:安全民粹主义的诞生
1993年,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握手。奥斯陆协议签署。
内塔尼亚胡看到的不只是和平妥协。他看到的是修正派复国主义最核心恐惧的兑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改变,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奥斯陆不是在终结冲突,而是在以色列身边建立一个武装的巴勒斯坦实体。
他带领利库德全力反对奥斯陆。力度极大,言辞激烈。1995年11月拉宾遇刺后,以色列社会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反省。内塔尼亚胡对拉宾遇刺前的政治气候负有怎样的责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共识,但答案的分歧本身就是以色列社会裂缝的一个剖面。
拉宾的死改变了以色列政治走向。和平进程失去了最有力的推动者。
1996年大选,内塔尼亚胡以微弱优势击败西蒙·佩雷斯。他的竞选主题是一句简单得像广告口号的话——”比比在安全上可靠。”

比比在安全上可靠
这不是一个复杂的纲领。这是一个品牌定位。他把自己的昵称”比比”——一个亲昵的、像叫家里人一样的称呼——变成了安全感的符号。投票给比比,就是投票给安全。
这就是内塔尼亚胡最重要的政治创举:他把以色列政治美国化了。他把复杂的国家安全政策简化成一个品牌、一张脸、一种可以被信任或不被信任的人格。
他不是不懂政策。他懂——他的安全立场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选择在公共传播中绕过复杂性,直接提供确定性。
在后来几十年里,这种”安全民粹主义”成了全球右翼的标准配置。从特朗普到欧洲的民粹领袖,都在跑同一个公式:恐惧 + 强大 + 个人品牌。但内塔尼亚胡是第一批跑通这个公式的人之一。1996年,当”民粹主义”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时,他已经把它投入了生产。
四、从失落到绝对的十二年
他的第一段任期(1996-1999)并不成功。他惹怒了克林顿政府,签署了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签的和平协议,右翼联盟内部不断摩擦。1999年输给巴拉克——他太年轻、太生硬、还没有完全掌握执政的节奏。
2000年代初是他的低谷期。他短暂退出政坛,又回来。2003年沙龙给了他一个位置:财政部长。
这是一段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经历。在财政部长任上,内塔尼亚胡推动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削减福利、降低税收、开放市场。这些政策争议很大,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但它们在客观上为以色列后来的高科技繁荣搭建了经济框架。2003至2005年间,以色列经济从衰退转向增长,高科技产业开始起飞。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被安全标签掩盖的事实:内塔尼亚胡不只是安全鹰派,他还是一个信奉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的”比比主义”有一个完整的右翼政策谱系——只是安全议题始终是最亮的那张名片。
2009年,他重返总理府。这一次,他不再走了。
2009年到2021年这十二年,是以色列政治史上最长的一段持续执政。在这期间:
他把”比比主义”彻底铺开:安全绝对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右翼宗教联盟的稳定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冷冻策略”——不谈判、不吞并、不撤出,让问题保持在既不变坏也不解决的状态。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在这十二年里爆发式增长,特拉维夫变成了全球创业之都。但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也在稳步扩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范围被持续蚕食。
这十二年间以色列政治的重心永久性地向右移动了。工党从执政党变成边缘力量。宗教政党从联盟配角变成执政常数。社会对”两国方案”的信心降到历史低点。
内塔尼亚胡没有创造这些趋势,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骑在趋势上。当一个社会向右转时,站在右边的人就是最安全的。
五、2023年:权力的尽头
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重新上台。但这一次,政府的面貌完全不同了。
为了在第四次大选中凑够议席,他和极右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极端正统派政党做了深度绑定。这是他第三次执政,但也是他执政联盟中最极端的一次。极右翼政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比撒列·斯莫特里赫进入了内阁核心——这两个人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以色列政治中不可触碰的边缘人物。
代价迅速显现。
司法改革——一场旨在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法律重组——让数十万人连续几十周走上街头。预备役军人拒服兵役的声音公开化。前情报高官、科技精英、学术领袖全部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以色列社会陷入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
然后,10月7日。
那一天证明了内塔尼亚胡政治哲学的崩塌。”安全可靠”的品牌在一个早上碎了。1200人死亡,250人被劫持——不是因为他太软弱,而是恰恰因为他一贯的操作:把安全威胁保持在了”可控但未解决”的状态——而”可控”的幻觉比”不可控”的现实更加致命。
此后数月:加沙数万人丧生,人质至今没有全部回家,南非在国际法院提起种族灭绝诉讼,国际逮捕令的讨论此起彼伏。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以色列和全球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比军事失败更深刻的问题是:他领导国家的模式——把一切简化为安全,把安全简化为个人品牌——在这个模式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还能剩下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被仇恨者和崇拜者各自简化成卡通人物已经太久了。
他读书——背得出叔本华的句子,和妻子通信时写得出深情的话。他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家族悲剧——哥哥死在战场上——然后终生背负着”英雄的弟弟”的压力。他在政治上有真正的信念:相信犹太民族只能靠自己,这不是演出来的。
但他也是一个把权力当作氧气的人。五次选举,三次腐败调查,无数次党内政变——他全活下来了。2023年他94岁的母亲去世时,他没有出席葬礼。同一时间正在推动司法改革。你可以说是因为安全原因,可以说他不想在敏感时刻离开,但无论怎么解释,它都说明了一些东西。
他最大的政治悲剧或许是:他太擅长维持权力了,以至于忘记权力应该用来做什么。在他执政的最后阶段,维持权力本身——而不是安全、繁荣、国家的长期方向——成了唯一的目标。
而一个国家由一个把”生存”当作唯一目标的长期统治者,最终会发现自己在做的事情不叫”活着”,叫”延迟死亡”。

约尼的遗照
恩德培的那个夜晚至今还在。约纳坦·内塔尼亚胡的遗像仍然悬挂在阵亡将士纪念馆。他的弟弟每次公开提到他时都会出现一个停顿——多年训练出的冷静的停顿。
哥哥选择了冲到最前面。弟弟选择了筑墙。
筑墙——从父亲教诲、哥哥牺牲、自己骨子里的信念和前文回溯的深层恐惧中长出来的选择——就是”比比主义”的第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