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面临重大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崩溃

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Centrelink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挤满了人。

当年利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家庭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

三十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可能比当年更糟。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助理行长 Sarah Hunter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新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

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警醒。1990年代初的衰退绝不只是图表上的一条曲线，或经济学教科书里阴郁的一章，而是成千上万家庭亲身经历的灾难。

当时青年失业率接近30%，企业倒闭、家庭失去家园，年轻人恰好在最糟糕的时机踏入劳动力市场。

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

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53岁以下的澳洲人，在上一轮真正严重的经济低迷时期还未成年；40岁以下的人，几乎或根本没有相关记忆。

对许多年轻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彼时的留工津贴（JobKeeper）、超低利率和紧急财政支出，已经模糊了衰退原本的真实后果。

而一场没有这些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

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现代劳动力市场比1990年代初更具灵活性。这在经济上行期听起来很高效，但当周期逆转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招聘时灵活性是利好；但当企业削减工时、冻结合同、解雇临时工，并告诉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活变少了”时，灵活性就毫无安慰可言。

更令人忧心的是住房问题。有人会说，现在的利率不太可能像1990年代初那么高——但这完全没抓到要害。

如今家庭债务相对于收入的规模已远超当年，因为房价相对于工资实在太高。今天的借款人根本不需要17%的房贷利率，就足以陷入深重困境。

一场现代衰退会从两个方向同时冲击住房市场：房贷持有者将被利率、工作不安全感和信心下滑三面挤压；租房者也无法幸免——面临更高利息成本的房东会尽可能将压力转嫁给租客，而那些转嫁不出去的房东，可能被迫亏本卖房。

对年轻澳洲人来说，还有一个残酷的转折。许多人本就觉得自己已被挡在购房门外。

衰退或许会暂时压低部分资产价格，但同时也会让银行更谨慎、工作更不稳、存款更难攒。如果你失业了，房子再便宜也无济于事。

1990年代式的低迷还将波及咖啡馆、餐厅、健身房、零售商、技工（tradies）、建筑商，以及更广泛的非必要服务业小生意。

现代经济中很大一部分企业，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消费者即便抱怨生活成本也会继续消费。

衰退一来，这种假设会瞬间瓦解。

在供应本就吃紧的背景下，工党政府针对资本利得税与负杠杆投资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建筑业变得尤为脆弱。

澳联储已经警告，更高的燃料和原材料成本预计将进一步推高通胀，并预计核心通胀至少在2027年中之前都将维持在3%以上。

经济低迷期，问题远不止价格那么简单。项目会被推迟、开发商会撤资、利润微薄的建筑商会倒闭。分包商拿不到工程款，学徒被辞退，原本就供应不足的房屋市场将雪上加霜。

预算案中还有一个鲜少有人注意的变化：工党将企业年度审计门槛从年营业额5000万澳元上调至1亿澳元。

一旦这类企业在衰退中接连倒闭，且此前都未经审计，这一决定将显得格外鲁莽。

那些蒙受损失的人会追问：工党为何要削弱本可提前向投资者发出预警的透明度？

艾博年政府并不需要为当前经济的所有压力负全责。但衡量一届政府的标准，不仅看它造成了什么，更要看它的政策选择是让问题好转，还是雪上加霜。眼下，工党正在让澳联储的工作变得比本应该更加艰难。

央行正在努力把通胀预期拉回正轨。

这需要克制，需要整个经济政策体系朝同一个方向使力。然而财政政策却不断发出矛盾信号——政府嘴上喊着抗通胀，手上却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在需求本该降温的时候靠干预维持需求。

经济学家指出，预算案在缓解短期通胀方面几乎毫无作为，把抗通胀的重担基本甩给了澳联储。工党在预算中“花的”比“省的”多出数十亿，而这种支出还将延续到未来四年的预测期内。难怪澳联储感到恐慌。

这正是现代经济政治中巨大的虚伪。政府声称在缓解生活成本之苦，但如果他们加剧了通胀、推迟了抗通胀的胜利，最终延长的恰恰是他们口口声声要减轻的痛苦——一旦引发衰退，痛苦更将成倍放大。

由外部冲击引发的衰退是一回事，而因财政缺乏克制自酿的衰退，则是另一回事。

新冠时期，澳洲人已经习惯了政府在出问题时随时介入。

紧急状况下尚可，但当通胀本身就是问题时，这套做法就难以为继。如果澳联储想压制需求，政府却同时想缓冲压制带来的冲击，政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

现代版1990年代式衰退，注定不会与旧版一模一样。

它将伴随更多的在线工作、更多的服务业阵痛、更多的房贷压力（即便名义利率更低）、更高的租房压力、更普遍的临时就业不安全感，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放大的政治愤怒——而这种愤怒本身，又可能反过来加速经济恶化。

如果衰退真的来了，工党无法说自己事先没被警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