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出头融资过亿！刚登顶Nature的4个中国年轻人，全是北大、牛津学霸...
30岁出头融资过亿！刚登顶Nature的4个中国年轻人，全是北大、牛津学霸...
最近，生命科学圈被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1岁的创业团队刷屏了。
他们研发的GeneLLM多组学大模型，接连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和《Advanced Science》，被业界称为“中国版生物DeepSeek”。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被认为有望改变生命科学研究方式的AI大模型，既不是诞生在硅谷科技巨头的实验室，也不是出自哪所顶尖科研机构，而是来自一家成立仅四年的初创公司，津渡生科。
2022年，四位创始人放弃海外优渥的科研资源，选择回国创业。短短几年间，公司融资总额已超过一亿元，资本主动找上门，医院和科研机构也纷纷寻求合作。
他们的履历同样惹眼。创始团队平均年龄31岁，清一色牛津博士毕业。
没有人选择进大厂拿高薪，也没有人走最稳妥的传统科研路线，反而一起选了一条更难走的路，把多年积累的科研能力，转化成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技术。
这四位年轻人的成长轨迹，或许正是未来最稀缺的人才画像。他们的故事，也值得每一位正在规划孩子教育路径的家长静下心来想一想。
放弃牛津的“标准答案”，他们选了一道更难的题
2022年之前，金泳成、邓司伟、沙磊、周天尧这四位牛津博士，其实已经站在了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终点。
金泳成师从牛津大学教授Hagan Bayley。
这位导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是基因测序巨头牛津纳米孔（Oxford Nanopore）的创始人。
如果留在英国，凭着牛津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和导师的资源，金泳成大概率能在学术圈一路做到教授，也可能直接进入跨国药企担任年薪百万的首席科学家。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拉着牛津校友邓司伟、沙磊、周天尧一起回国创业。
这三人的履历同样扎实。
邓司伟拿到牛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后，留在牛津知名的拉德克利夫医学系担任科学家，专注多疾病、多组学的整合研究，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周天尧拥有北大和牛津的双硕士学位，曾任百度飞桨AI4S产品运营负责人，也在北大科学智能学院负责产业合作。
沙磊履历更为亮眼。北大本硕博连读后，赴牛津大学计算机学院担任副研究员，期间还曾在苹果公司任自然语言处理高级科学家，他也是小米大模型负责人罗福莉在北大的同门师兄。
图注：津渡生科四位创始人
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本可以选一条高薪、稳定又有光环的路。但站在AI浪潮前沿的他们，不满足于做优秀的参与者，更想成为规则的创造者。
这场改写人生轨迹的决定，要从牛津实验室里的一次相遇说起。
金泳成读博三年级时，与另外三位在牛津的华人学者组队开展联合科研项目。四人各展所长，硬是在实验室里把GeneLLM大模型的雏形跑通了。
随着ChatGPT等AI技术爆发，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一个现实：懂AI的人不懂生物，懂生物的人不懂AI。而能把这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人，必定大有可为。
于是，2022年，他们成立了津渡生科，希望用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和平台，拉近AI算法与生命科学研究之间的距离。
公司的名字也颇有心思。“津”取自“牛津”，是他们求学的来处；“渡”取自“普渡众生”，承载着希望技术能服务更多人的心愿。
金泳成后来在采访中提到，学生时代身边不缺夸科研做得好的声音，但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真正造福用户。
图说：津渡生科创始人金泳成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创业初期，困难远比想象中多。
公司成立后的两年多里，团队尝试了上百种模型方法。彼时AI浪潮席卷全球，但AI for Science仍是一个极小众的方向，不少投资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没有放弃：通宵搞技术，放下身段参加创业大赛，录制央视节目，带着PPT四处推介项目。
转机出现在2025年。
AI for Science被列入国家重点鼓励方向后，这条赛道才真正迎来关注。也是从这时起，津渡生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完成多轮融资，创下了行业内少见的速度。
图源unsplash
红杉中国、高特佳这类以挑剔著称的顶级资本主动找上门，深圳南山区的战略直投平台也拿出资金支持，公司还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专项资金扶持。
从四年前离开牛津实验室，到如今站上AI生命科学的前沿，填补了国内生命科学基础大模型的空白，他们完成了一次不算轻松的转身。
他们的选择未必适合所有家庭照搬，但这份勇气和能力，值得每一位家长思考。
未来，孩子面对的不会再是一张有标准答案的考卷。学历不是护身符，行业会更迭，职业会兴衰，一项技能十几年后也可能被AI替代。
真正值得培养的能力，或许是让孩子保有探索世界的野心，在深耕的领域里发现问题，创造属于自己的答案和价值。
图说：津渡生科的发展历程
名校生跨界不是偶然，是设计
四年时间，津渡生科完成过亿元融资，在科研和产业两端都做出了成绩。
但这家公司真正的成功，不只是踩中了赛道，或是四位创始人都有牛津博士的标签，更在于团队从一开始就是高度互补的跨学科组合。
先看求学背景。
除了北大计算机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教授的沙磊走的是纯粹的计算机路线，其余三人都是典型的跨学科人才。
图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CEO金泳成，本科就读于墨尔本大学药理学系，三年修完全部学分后提前考入牛津读硕博。
他选择的生物医学工程本身就横跨工程、生物、医学与计算机科学。
读博期间，他还担任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疫情期间负责协调物资筹集，这段经历锻炼出的组织和资源整合能力，后来成了创业的重要基础。
图源：领英
CTO邓司伟本科就读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毕业时同时拿到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学位和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生物化学与药理学学位。
硕士阶段，他转向爱丁堡大学的生物信息学，这是一门用数据科学破解生命密码的交叉学科。
到了牛津博士阶段，他专注的是多疾病、多组学整合方向的研究，这本身就融合了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数学等多个领域。
图源：中国药科大学
COO周天尧的经历最能体现“多元”二字。
本科在北京科技大学主修英语语言文学，打下了语言和人文思辨的底子；随后以全班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专业Master of Law in China Studies，拿到法学硕士。
又凭实力被牛津水科学、政策与管理专业录取，拿到1.4万英镑奖学金。
从文科跨到环境科学，跨度看似很大，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找不同知识之间的连接点。
图源：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Fund
创业分工上，金泳成负责整体战略与大模型研发，邓司伟主导生物科学技术，沙磊把关AI底层算法，周天尧统筹商业运营与产业落地。四个人的专长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
进入AI时代，很多重大问题本质上都是跨学科问题。
真正有破坏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不同领域的碰撞，这也是越来越多顶尖大学强调跨学科学习的原因。
但跨界能力不是天生的，GeneLLM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成果，这背后是长期主义的胜利。
图源unsplash
从2021年他们在牛津实验室跑通疾病检测算法的雏形，到2026年成果登上国际顶刊，中间花了整整五年。
而想用科技手段触及生命科学难题的念头，其实在更早的十几年前就已经扎根。
金泳成就是最典型的长期主义者。
他在深圳出生长大，读初中时，身边同龄人沉迷游戏，他却对生物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
他曾提到，初中时最喜欢的科目就是生物，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以后会从事相关工作。这份兴趣支撑他完成了十多年的跨国学术训练。
中间没有捷径，也没有天才剧本。
一个初中生对生物的喜欢被父母好好保护了下来，才让他在三十岁出头就拥有了如今的战略眼光。
其余三人能在枯燥的科研中坚持下来，多半也是靠着这份对热爱的长期投入。
图源unsplash
名校的真正价值，把孩子“拎”到更高处
四位牛津归国的创业者，也让人重新思考名校存在的意义。
这几年，外界对大学价值的讨论普遍偏悲观。
不少人认为，技术已经磨平了信息壁垒，孩子拿一部手机就能免费听到全球顶尖学者的课程。花几百万读名校未必划算，搞不好还要面对毕业即失业的风险。
如果只把大学当成获取知识的场所，那它确实正在被技术削弱。
但越来越多类似津渡生科创始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名校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课程或一纸文凭，而是“密度”。
图源unsplash
首先是优秀人才的密度。
顶级名校聚集的都是全球最聪明、也最有野心的人。
身处这样的环境，身边永远有比自己更努力的人，这种压力会把一个人推向更高的高度，也会在无形中被同伴的思维方式影响。
金泳成四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相遇、磨合，最终携手攀上了同一个高峰。
其次是优质机会的密度。
名校像一块磁铁，会把资金、人脉和产业信息都吸附过来。
导师可能同时是企业创始人，同学可能是未来的创业伙伴或内推人脉，实验室里的课题也可能直接对接真实的产业需求。
机会从来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永远集中在密度最高的地方。
图源unsplash
最后是创新想法的密度。
当一群来自不同学科、却同样顶尖的头脑聚在一起时，碰撞几乎是必然的。GeneLLM正是诞生在这种高密度的跨界对话里，四人在持续交流中，找到了生命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找到了各自人生的新方向。
19世纪的科幻小说《平面国》早就提醒过我们，环境对人的塑造远比想象中深刻。
生活在二维世界里的人，天然无法理解“高度”的存在，甚至会把三维世界视为荒谬，直到被带离原来的平面，站上更高维度，才会看清曾经的局限。
一所好学校的价值也是如此。
它扮演的角色，是把孩子“拎起来”，让他们看到更多可能性。
当然，名额有限，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进北大、牛津这样的学校，但这背后的逻辑值得每个家庭理解。
让孩子尽可能接触高质量的环境、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优秀的人，培养发现问题、连接知识、创造价值的能力，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事。